提要:本文是对司富珍《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一文的回应。司文主要是通过把乔姆斯基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为其进行辩护,但是司文的论据既未准确反映科学发展的史实,又有悖于科学理论建设的程序,同时也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方法。本文主要目的是讨论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如何从自然科学研究实践中得到启示。
关键词:乔姆斯基;形式语言学;自然科学方法;语言能力合成说
1.引言
学术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标志和必要条件之一。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背景不同,研究的经验各异,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别,很自然会对同一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前文《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缺陷》(《外国语》2005年第3期)刊登出来以后,形式语言学派阵营的学者反应很激烈,我们已经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外国语》2006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与我商榷的文章,其中一篇已对王强某些错误说法给予回应,另一篇就是司富珍的文章,本文就是对司文批评的答复。
司文的论证代表了形式学派为自己辩护的典型方式,那就是把乔氏理论与自然科学进行简单的比附,认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形态和发展符合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也是科学的。比如宁春岩(2000)由此得出形式语言学是一种“纯科学”的结论,乔姆斯基在批评我的前文时,甚至认为自己的理论符合牛顿以来的所有科学规范,是“标准科学(standardscience)”(王强,2006)。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创始者和追随者对科学的向往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主要是看它的研究实践,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美好愿望。本文将通过考察科学发展史,弄清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可为我们语言研究提供哪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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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文的核心思想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不是根据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建设起来的,而是生硬地把数学的概念和结构直接移植到语言中来,在数学和语言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系统之间进行简单的类比,结果造成了研究中的削足适履、扭曲割裂语言的现象。很遗憾,迄今尚无一个乔氏理论的维护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乔氏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对此的澄清,有助于人们对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正确了解。
2.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
科学理论必须基于观察和实验,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科学假设的提出必须根据观察、实验的结果,这是科学实践区别于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二是任何科学假说必须经过大量观察、实验的验证后方能成立。简单地说,科学理论来自于实践,存在于实践,发展于实践。
司文说道,“从理论建设上来看,大量的科学史实表明,理论建树对于科学实验和数据调查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先理论思考后事实验证则是建构科学理论的常规程序之一。”然而这并不符合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我们前文(石毓智,2005)曾引用牛顿受苹果落地启发而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只是要说明观察实践对理论提出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对有关科学史的全面描写。司文认为我们的引例与科学史“正好相反”,她认为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是根据伽利略关于力的“假想”。乔姆斯基也是引用牛顿的科学实践来支持自己“先理论后事实”的语言学理论建构的合理性。那么就让我们以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位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的科学实践,来说明科学理论建设与实验观察之间的关系,讨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语言学理论建设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
除了牛顿,伽利略要算是现代科学的最伟大奠基者了。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是由伽利略开创的。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伽利略认为科学必须寻求数学描述,而不是物理解释。这一方法开创了科学的新纪元,扭转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加深与加强了数学的作用。他的工作成为牛顿伟大工作的开端。伽利略提出了一个科学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第一,找出物理现象的定量描述,即联系它们的数学公式;第二,找出最基本的物理量,这些就是公式中的变量;第三,在此基础上建立演绎科学。
上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关于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第三步才是建立理论系统。伽利略强调物理现象的数学描述,但是他并不是把已有的数学系统强加在物理世界中,而是探讨特定物理现象背后的数量规律。乔姆斯基也很重视把数学应用到语言学中去,但是他的程序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他是把已有的数学概念和系统移植到语言中去,而不是研究具体语言现象背后的数学问题。由此而导致其理论的重大缺陷。
自然科学家应该毫不含糊地让自己所提出的假说接受试验的检验,这不仅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理论取信于人的必要条件。伽利略经过反复试验找出了自由落体的公式:s=gt2/2。由此推出,同高度的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将同时落地。为了让大众信服,他做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彻底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念。这种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任何高深的理论在事实面前都会变得简单易懂。然而为乔姆斯基辩护者态度却不是如此,当遇到有人批评他们的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往往会辩解道:“我的追求跟你们的不一样,我的理论是高深的,直捣人类的心智,因此你不能用具体的语言现象来衡量我的理论;你理解不了我,那是因为你的水平太差。”自上个世纪7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普遍语法的假设以来,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说明:一个说英语或者汉语的小孩的天生普遍语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又如何代入所谓的“参数”变成了具体的英语或者汉语?而且认知心理学家所做的独立实验观察也不支持乔氏的假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以与其他科学的某些表面相似性而声称自己就是科学的了,都必须接受自己所分析对象的反复检验。
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第二个依据是开普勒的天体运动三定律。新天文学除了对人们关于宇宙的思想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外,还有两点伟大的价值:第一,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第二,发现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收集事实与大胆猜测相结合,这两点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在布拉埃观察的基础上,开普勒提出了天体运动三定律:(1)行星在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动,太阳在此椭圆的一个焦点上;(2)从太阳到行星的向径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3)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的平方与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可见,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也是在耐心收集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大胆的科学猜测的结果,而且最终还要接受观察事实的检验。
牛顿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基础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共同奋斗的结果。牛顿熟悉伽利略的运动定律,知道行星受一个被吸往太阳的力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力,按照运动第一定律,行星将作直线运动,这个想法许多人都有过。哥白尼、开普勒、胡克、哈雷及其他人在牛顿之前就开始了探索工作,并且有人猜想,太阳对较远的行星的引力一定比较小,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大,力成反比地减小。但他们的工作仅限于观察和猜测。牛顿在他们观察猜测的基础之上借助微积分的帮助,给出了万有引力的公式:F=km1m2/r2。其中的F表示引力,k是常数,m1、m2分别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r是两个物体间的距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运用过如此单一化和统一化的方程式来描写如此广大的现象。从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公式很容易推出地球上的运动定律,在伽利略的地上物理运动和开普勒的天体运动定律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
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性还在于,据此而做出的许多科学预测被一次次地证实了。最有名的要算是哈雷的预言和海王星的发现了。哈雷仔细研究了有关彗星的各种记载,根据万有定律推算出彗星出现的规律,他的预言最后被证实了。天文学家阿达姆斯和勒未累分析了天王星的运动的不规则规律,得出结论:这种不规则性是由其他行星的引力而发生的。勒未累根据力学法则计算出这个行星应该位于何处,最后用望远镜发现了这颗行星。任何科学规律都应该具有预测性,它的说服力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预测被证实的时候。
牛顿发现万有定律的过程有四个特征:一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二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分析;三是统合了地球和天体两种类型的运动规律;四是据此而提出的科学预测被反复证实。
乔姆斯基的理论建设过程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特征。首先,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假说并不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独立观察试验的结果,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纯粹假想,迄今还没有找到它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现实,它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似有不着边际之感。其次,乔氏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截然分开,不重视对语言应用现象的调查分析,其理论大部分是纯粹思辨的东西,缺乏证据和说服力。第三,乔氏理论在共时现象的分析上似乎勉强可自圆其说,然而对于历时现象则一筹莫展,根本不能把语言中不同领域的规律联系起来。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因为很多语言规律只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才能展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规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历时的事实有助于共时规律的探讨,反之亦然。最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会带来很多逻辑结论,如果小孩真的有一个天生的形式语法系统,那么他们在出生时或者出生不久就会创造复杂的句子结构,然后代入参数变成具体的语言。但是小孩的语言发展过程根本不是如此,他们在10个月左右才开始出现独词句,18个月左右开始出现双词语,2岁以后才逐渐出现复杂的语法现象,他们的语言能力是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对周围世界观察的深入而一步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在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看不到任何证据支持所谓的普遍语法的存在。
3.论证的逻辑和对待新理论的态度
人们在论证过程中,一种最常犯的错误是诉诸权威的言论。这在文科论文中尤其普遍。司文多次引用科学哲学家Kuhn和现代汉语语法学家陆俭明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并没有论证他们的话为什么就是真的、对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权威人士的话就应该是真理。利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属于论证的常见逻辑错误之一。
Kuhn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并不从事科学实验与分析。他对科学实践的概括和科学发展的预测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并不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也不能准确预测科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学说在科学哲学界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因此以他高度主观化的哲学概括来支持乔氏的理论,显得不着边际,空洞无力。
司文所引用陆俭明的下述一段话也不符合乔氏理论的发展事实:
陆俭明(2004)作了很好的解释:“从表面看,乔姆斯基的理论年年在变,年年翻新,似乎表明他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他的假设,他的研究目标始终未变。”那么变化的是什么,正如陆俭明(2004)所言,变化的是实验方案和具体理论细节。
然而事实上,乔氏的理论自创立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经历了五种理论形态的变化:(1)经典标准理论;(2)扩展的标准理论;(3)原则—参数理论;(4)管辖—约束理论;(5)最简方案。平均下来每10年变一次,如果如陆俭明所说的是“年年在变、年年翻新”的话,那应该是50余种理论形态。乔氏理论每次形态的变化都涉及到重要假设的改变,包括新的假设的提出和旧的假设的取消。比如他的原则—参数理论明确提出了前期没有的“普遍语法”假设,而且研究目标也有重要的变化;又如其“最简方案”就抛弃了早期的“深层结构”的假设,研究目标随之也发生了变化。乔氏的理论系统基本是思辨性质的,并不包含什么“实验方案”,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实验方案的变化。
司文再次引用陆俭明(2004)的一段话,批评我们前文对乔氏理论只是“贴标签”,没有深入了解乔氏的理论。其实贴标签也包括好的和坏的两种。对一种理论,或者因为自己长期的研究选择了这一理论框架,或者因为自己不了解其他相关的理论,或者是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或者因为对语言事实没有深入调查过,由此而产生的对某种理论的盲目崇拜,也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我们认为我们前文的论证是严谨的,论据是充分的,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不同理论背景的人对我们文章的不同反应和评价。
汉语学界缺乏理论创新,这与我们的学术风气不无关系。对别人提出一种新思路,在汉语学界往往会经历“三部曲”:第一部是对你“不屑一顾”;第二部是对你“冷嘲热讽”;第三部是对你“围堵封杀”。在这种寒风凄雨的气候中,新的理论思想大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影响汉语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门派错综复杂,无原则地推举夸饰自己门第的人,无原则地封堵诋毁其他学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汉语语言学才能健康地发展,我们也才能对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
司文评述我们的“语言能力合成说”道:“除了罗列了一些心理学中关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几点常识外,也没有做有说服力的论证,更没有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话中透露着轻蔑与不屑,但是她并没有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说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一种层级系统,语言能力是由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协同合作的结果,而且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还合成其他知识系统,并初步论证哪些认知能力共同形成了语言能力。这一思想不仅语言学界迄今尚没有人明确提出,即使认知心理学界对此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并不是要声明我们发现了某种认知能力,而是探讨人何以能够创造和学会语言这一问题。现在把我们的初步思想拿出来跟大家交流,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从而来发展完善它。我们这一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那时至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现代汉语和汉语史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果都以对自己母语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来比,在我们理论指导下的语言研究也是卓有成效的。以汉语史为例,我们已有三部著作对汉语上下三千年的发展全貌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它们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2003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科学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确立历时和共时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上文提到,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只有能够成功解释语言发展规律的理论才是科学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一标准太偏颇,因为不同的理论适用的领域不同。但是如果了解语言的本性的话,就会明白这个标准的合理性。
第一,任何语言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而不变,都必然会发生变化;语言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可以把语言变化看作一个连续函数f(x),设定f(xi)代表在i时间点上的状况,f(xi-1)代表该时间点之前的状况,f(xi+1)代表该时间点之后的状况。
第二,如果一种理论声称它是可以解释共时状态的,那么就意味着它必然能够解释该语言在f(xi1)、f(xi)、f(xi+1)……等时间位置的状况。又因为时间是连续的,f(x)代表的是一个历时过程,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任何能够解释共时状态的理论必然能够解释历时状态,反之亦然。
从理论的创立过程也可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以乔姆斯基的理论发展为例,它创立于1957年,至今已有50年的时间了,如果它能够解释这个时间区间的每个时点的共时状况,那么它就必然能够解释这50年的连续变化过程。如果乔氏的理论是一门科学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可以解释未来的10年、100年、1000年的语言状况。结论是该理论可以解释语言的整个发展史。
可以用一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的发展过程。语言发展史如同一条历史长河,它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组成的,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是走向未来的出发点。要解释现在的状况必须了解它的过去,方能说明它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过程,能够预测它的发展方向。
第三,乔姆斯基的理论在历史语言研究中派不上用场,一筹莫展,那么声称能够解释共时现象的论断必然也是虚假的幻象。
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典籍的连续性和丰富程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历程。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10余年,对汉语史语料做过广泛调查,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进行过多项研究,这是我们评说各种理论是非曲直的最重要基础,也是我们从事理论假设的主要依据。
4.结语
要提高语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可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得到启发。但是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或者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简单移植到语言学中去,或者采用自然科学的符号描写手段,这些方法都无助于提高语言研究的科学性,只能给人以一种科学的假象,而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索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
我们的语言学理论假设还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欢迎任何真诚的学术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的朋友,能够以一般的科学逻辑方法,在深入探讨语言现象的基础之上,做出更多的独立的理论思考。——论文作者：石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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