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交往实践观，作为新的哲学理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当代主题的哲学映射，更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哲学精神的共同指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底蕴就在于交往实践观，包括改革论的哲学基础、开放论的总体思维框架以及发展思路的逻辑指向都是交往实践观。
[关键词] 交往 实践观 发展维度
交往实践观是当代中国哲学论坛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它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内在依据，有着厚实、坚固的民族“底板”。作为21世纪新的哲学理念，交住实践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当代主题的哲学映射，更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哲学精神的共同指向。
一、交往实践观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视界
从近代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个体性主体哲学.走向现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交互性主体哲学，这是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向之一。在这样一种时代思想背景的影响和反衬之下，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关系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交往实践是促使世界普遍联系，生产力得以传播、保存、积累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使分别孤立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全球一体化的基本动力。他还多次提到交往实践的“主——客——主”结构和主体际关系，认为由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交往关系及其交往方式，与交往实践一起构成全部人类历史形态新旧更迭的本质内容。
时至今日，人类交往实践的转向越来越快、问题越来越突出。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其生命力正在于它善于将理论之根深植于时代问题中，适时而深刻地指认时代本质，拓展时代视野，及时解答时代问题，从而充分地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受全球多元文化与思潮的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交往实践观作为跨世纪哲学新视野的轴心，在深刻反思当代全球多元状态间交往结构的基础上，使其吸收、融会中国传统哲学、当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进而成为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理论范式。
交往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建构的新视界，是在批判旧理性的基础上重建交往理性的，是超越传统实践观与后现代哲学缺陷的积极尝试。一方面，以往学术界在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结构”时，将之归结为“主体——客体”两极模式，这就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撇开实践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或社会联系，使实践中的主体、结构和关系单一化，并将实践活动自觉不自觉视为没有“主体——主体”关系介入的片面的“主体——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实际上忽略了多极主体存在的事实，忽略了交往活动。交往实践观在结构上，超越或扬弃了“主体——客体”模式，它将交往纳入实践，构成“主体——客体——主体”的相关性模式，从而深化对传统实践观在内容和结构上的变革，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狭义理解。另一方面，后现代哲学将“主体际”和交往行动理解为一种“主观性”精神交往活动，反对客体底板和基础主义，未能对主体加以现实的、客观的规定，显然是一种主体际交往层面的唯心主义。交往实践观承认后现代哲学的主体际思维的历史合理性，将其纳入总体框架中，同时又坚决超越单纯的“主体际关系”模式，强调异质主体的主体际关系是通过中介客体而建立于“主——客”关系之上的。交往实践观正是在辩证意义上扬弃、变革后现代主义，将主体际问题提升到实践的唯物主义层次。
交往实践观实际上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通过改造相互关联的中介客体而结成主体际关系的物质活动。而交往实践观，即运用交往实践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观念，认为社会由多层次的交往活动即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话语交往等构成，人们的物质交往无疑是交往社会的基础。交往实践观认为，人类实践结构是由“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统一构成的整体，即“主体——客体——主体”结构。
二、交往实践观是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哲学底蕴
1.交往实践观是改革论的哲学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实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和尝试。交往实践观是当代中国主流哲学思维范式转向的产物，是科学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工具。20世纪70年代末导致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大变革的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地位与作用，实践观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走到了理论的前台。这可以视为国内哲学范式的一次“实践哲学”转向。90年代继之而来的第二次转向是“交往”、“主体际”及“交往实践观”的转向。在中国经济体制从单一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体模式加速转变的时候，人们在哲学上反思的结果是：传统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实践论是以单一主体或“主——客”两极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以多元利益主体为前提的，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主体间平等竞争的交往社会。而建立这一体制的基础性哲学观念，正是交往实践观。它的基本特征和优势在于：(l)多极利益主体为市场发育和建立的基础。没有这一多极化主体性，就不会有平等的交换，也就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2)多主体交往和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关系。发育市场，建立和完善各利益主体之间平等的交往实践关系体系。(3)综合普遍的动力源泉。企业发展的动力，主要靠市场竞争。企业主体与科技产品的关系，即“主——客”关系，是靠介入市场竞争(主——客——主)关系来统摄、推动和完成的，高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代表对于主体的推动作用，只有在市场化体系中才能真正实现利益。(4)复合多向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运行机制是主导的经济运行方式，主体际交往成为实践运行的中心。市场运行需要一整套合理约束各主体行为和交往结构的规则，即经济法则和法制规章，这才是交往实践宏观整合的产物。
2.交往实践观是开放论的总体思维框架。开放的本质是全球化交往实践，是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区域间、主体间的交往实践，包括交流、竞争与合作。开放论的总体思维框架和基础哲学观念仍然是交往实践观。笔者认为：开放论所包容的交往实践视界至少有以下几方面：(1)开放论的哲学前提是多极主体观、封闭的国家历来缺乏多极主体观念，开放则是以平等的主体际地位为前提的，并且是以异质性、多极性主体为前提。无平等的主体际地位，必受奴役，谈何开放。只有多极异质性主体，才有交流、交往、交换的必要。(2)开放的过程是主体际的交往实践关系建立的过程。(3)开放的结构是主体际交往关系结构，开放的向度是否全面，开放的层次是否系统，开放的方式是否稳定，这都是依赖于主体交往实践的状态。(4)开放的目标实现机制是交往实践的双向整合。一方面各交往主体在发展中整合出各种联盟关系、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参与交往的各主体在开放中源源不断汲取世界各国的精华融于自身，并加以内化整合，使各主体保持彼此间的个性。
现代交通和通讯设施的发展，电子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使用和推广，加速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国与国之间通过各种经济纽带，如国际分工、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活动而相互联接和相互制约，任何主体都在多元文明交往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其它主体的存在。开放的中国在全球交往中必须强调多极化、多元化和双面选择的观念，进而将多元主体的交往实践观看作自己的理论思维框架，努力扩大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自觉纳入世界交往体系中。
3.交往实践观是发展思路的逻辑指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活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与开放的倡议体现了世界交往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从而为解决世界历史性的课题提出了一条道路。
在研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时.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往往在操作层面上出现意见分歧甚至对立：以超赶型发展倡议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中国，究竟以现代化(工业文明)还是以后现代化(后工业文明)为直接的赶超目标?随之出现两种相持不下的发展思路：一种是以工业化、现代化为轴心的渐进式发展思路.以“三步走”倡议为着眼点。另一种则认为应当以后现代化为轴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强调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格局，以高科技创新体系来带动工业化的实现。如何抉择社会发展标准，笔者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定位中国发展阶段与倡议，其深层次上是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也就是要将21世纪中国发展的阶段判定与时代的大背景、大环境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研究，然后作出正确的结论。用多元视野来探索区域现代化路径，走多向度、多格局、多元化发展道路.这正是交往实践观的基本思想，也是交往实践观与全球化时代理念交汇的中心视界。
我们正处于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新时代，它深刻变革着人类实践结构与生存方式，同时也使中国的发展处于一种独特的境地：在“世界普遍交往”环境中的中国现代化，不可能仅是传统工业文明意义上的现代化，但鉴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限定，还是一个二元结构的中界过渡型社会，因而也不可能一步跨越现代化的阶段，以后现代化为目标。这是一种在全球化氛围中以“后现代化”为引导重建现代化的过程，它既与本世纪初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韦伯时代不同，也与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当代西方国家相异，其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化”，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后工业文明为主导原则来重建，实现的现代化过程。它是具有全球交往实践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以上分析可知，本世纪中国的主导性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实践及时代特征结合而成的交往实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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