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史论文,核心期刊论文,孙中山,民生主义
孙中山从振兴中华的现代化建设理想出发,认为改善民生乃现代化建设之根本,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革命运动,完全可以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在推进和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形成了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出发,认为随着生产力、分工和世界性普遍交往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必将逐步实现由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革命性转变,而世界历史就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逐步生成的历史;也就是说,建设或民生确实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即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理论视域中来审视,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无疑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然而,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视域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理论视域相结合的角度来考察,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还是有着很大的理论局限性,它忽略了现代化以及世界历史形成的前提性条件———独立自主、完全主权以及领导有力的民族国家,这一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得以真正解决。
一、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历史视域
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是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流亡欧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游历欧洲期间,孙中山接触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世界历史理论,并科学地预言,“在20世纪,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1]436孙中山后来在回忆其民生主义或民生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之时,就提到了吸取欧洲之学说的事情,即“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其中包括民生社会主义———引者注),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2]60为此,要深入研究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要点。
(一)生产力高度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完善、个体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逐步释放,以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对此过程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即“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277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并使世界历史的形成最终成为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275-276这里的“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就是民族历史状态,而“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则指的是世界历史状态。
(二)普遍性的世界交往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现实途径
历史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时空性,就纵向的时间性而言,生产力体现为继承性,即“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3]8就横向的空间性而言,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为断裂性,即“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3]107也就是说,受到空间的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取决于普遍性的世界交往状态。在马克思看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88在这个意义上,普遍性的世界交往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现实途径。
(三)个人全面发展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
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历史变更出发。”[3]67人的生存及其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存及其发展实质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为人的解放,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89“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3]89-90由此可知,个人全面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实质上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断生成过程,即“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3]122而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可以看出,个人全面发展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
二、世界历史视域中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
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理论视域中,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是从其发展战略、中心任务来看,还是从其实现途径以及终极目标来考察,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早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的来说,着眼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域,可以发现,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避免论”: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孙中山在游历欧美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进行社会革命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否则中国就永远不能适应世界历史潮流。鉴于西方社会革命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其办法就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4]327这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事实上连资本家都未产生,故而社会革命容易进行,即“英美诸国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5]319进而认为,“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5]319即“不必全法欧美之激烈对待(资本家),而根本学理,和平防止可矣。”[5]520为此,孙中山认为,“贫富不齐,豪强侵夺,自古有之。然不若欧美今日之甚也。欧美自政治革命后,人人有自由平等……得有土地及资本之优势者,悉成暴富,而无土地及资本之人,则转因谋食日艰,由是富者愈富,贫者益贫。则贫富之阶级分,而民生问题起焉。此问题在欧美今日,愈演愈烈,非循此而往,而发生社会大革命不止也……唯中国之于社会革命也,则尚未种原因,如能思患预防,先为徒薪曲突之谋,则此一度革命,洵可免也,此民生主义(即民生社会主义———引者注)之所以不得不行也。”[6]243由此可知,在孙中山看来,在世界历史时代,尤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弊端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可以避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完全可以避免社会革命的发生,而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以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用和平方式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尽管孙中山先生的和平道路已被历史证明走不通,但其“避免论”却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避免论”无疑构成了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战略。
(二)“民生论”: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
关注民生事实上构成了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在于关注实际问题,解决民生困难,为此,孙中山特别推崇马克思的学说,指出“在马克思学说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6]172“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6]198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便可以享很大的福。”[6]192进而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6]167可以看出,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是一个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理论概念,一方面,民生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民生”二字直接取自于西方,孙中山指出,“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6]205另一方面,民生社会主义吸收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那就是公有制思想,为此目的,孙中山主张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来实现,指出,“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6]201“中国不但是要节制私人资本,还要发达国家资本。”[6]202最后,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即将其社会主义等同于孔子所说的大同世界。
(三)“开放论”: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
孙中山先生认为,在世界历史时代,要真正建成民生社会主义,就必须对外开放,在这个意义上,“开放论”成了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重要实现途径。在孙中山看来,大力兴办实业、解决民生问题无疑是建设民生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但在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人才、资金和技术的匮乏,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极为低下,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对外开放,才能顺利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才、资金和技术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赶超”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构想。所谓“对外开放”指的“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5]533通过“对外开放”,“三五年即可与外国并驾齐驱。”[5]533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赶超”发展,即“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现在我们知道了跟上世界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7]252在经济建设上,孙中山认为发展实业乃时代潮流,即“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5]499在政治上,主张“以俄为师”,即“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8]507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宏伟战略,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域中,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对外开放”即“普遍性的世界交往”是通往世界历史的必由之路。
(四)“人本论”: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
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意在通过发展实业以建设民生,其最终的理论祈向或终极目标在于建设人人自由、平等和幸福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在1924年4月《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中指出,“美英国家‘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所以他们的社会,小康之家是很少的。没有中产阶级,只有两种绝相悬殊的阶级,一种是资本家,一种是工人。在这两种阶级中间,不穷不富的人很少。这种现象不是好现象,这就是社会上的毛病……现在是民国十三年。再过十三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中国或者不穷,也是像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社会上也是像英国、美国一样,生出两种阶级的人,一级是大富人,一级是大穷人,中间没有第三级的人民,那便是不均……总而言之,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做全国大生利的事,要中国像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有穷人、富人的大分别,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9]23孙中山在《为居正题词》中提到,“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10]200“人民所做不到的,我们要替他们去做;人民没有权利的,我们要替他们去争……我们从前革命,为三民主义去牺牲,就是为人民求幸福而牺牲。政纲既是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的,人民今后有什么要求,便要规定一种什么政纲;如果人民明年有别种要求,我们的政纲便要依他们的新要求重新去规定。”[7]177由此可见,“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的“人本论”是孙中山构建其民生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也是其终极实现目标。综上所述,世界历史视域中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是其“避免论”、“民生论”还是“开放论”和“人本论”,对于“赶超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无疑还是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三、世界历史视域中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如果单纯从世界历史的理论视域来分析,它无疑是科学的和正确的,因为它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视域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理论视域相结合的角度来考察,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还是有着很大的理论局限性,这种理论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它忽略了现代化以及世界历史形成的前提性条件———独立自主、完全主权以及领导有力的民族国家,这一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得以真正解决。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的结果。”[11]5
而历史表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国家的四分五裂,就是造成了主权的丧失与沦丧。为此,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以振兴中华,首要的问题不是建设或民生,而是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权威,重塑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民生问题的解决才具备可靠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现代化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通过社会革命建设民族国家,获得独立的自主权;第二步通过改革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理论局限性,其最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孙中山先生忽略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世界历史道路多样性的原理,马克思在晚年思考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时,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存在可以使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但强调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因为旧势力是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孙中山之所以放弃阶级斗争来建设民生社会主义,一个较为根本性的原因是由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所决定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来说是一个先天不足的阶级,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具有先天的两面性,毛泽东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13]4由此可知,孙中山因没有很好领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世界历史道路多样性的原理,再加上其阶级的局限性,其民生社会主义思想主张放弃社会革命而用民生和建设来推进社会现代化的做法,无疑是空想的和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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