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傅大卣和宋良璧都是20世纪有名的文物鉴定专家，前者长于青铜器鉴定与全形拓，后者精于陶瓷鉴定。两人分处京、粤两地，所从事的专业虽不同，却在文物鉴定及学术研究中鸿雁传书，为后世留下关于文物鉴定、收藏及文博业务工作的真知灼见。透过这批饱含工作激情的手泽，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20世纪下半叶我国文博工作的概貌，对研究20世纪文物鉴藏史，以及文博人的日常工作，均具有一定的文献与学术价值。
关键词：傅大卣宋良璧信札鉴定收藏文博
和很多在古董交易中成长起来的文物鉴定专家一样，傅大卣(1917—1994)早年在琉璃厂的吉光阁做学徒，娴习金石篆刻和全形拓。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傅大卣先是在北京市文物商店从事文物鉴定和金石篆刻、传拓工作，后在北京市文物局从事文物进出境审核和鉴定工作，同时兼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流通文物专家组成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顾问等。笔者曾就其于1953年致黄宾虹(1865—1955)的一通信札撰有《傅大卣与黄宾虹—信札中的书画收藏》[1]一文，探讨其早年在吉光阁从事金石书画经营的情况，并由此探讨新旧时代交替中书画收藏的一个缩影。近日，笔者发现傅大卣致陶瓷鉴定专家宋良璧(1929—2015)的信札10通，宋良璧致傅大卣信札14通。时间最早为1975年，其时傅大卣59岁，宋良璧47岁;最晚为1992年，傅大卣时年76岁，宋良璧64岁，属两人中晚年交往的见证，由此可管窥他们人生后期的文物鉴定活动之一斑。
宋良璧为河南西平人，在广东省博物馆长期从事陶瓷鉴定和保管工作，编有《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著有《古陶瓷研究论集》等，对广东省博物馆的陶瓷征集与文物保管工作贡献良多。因工作的缘故，再加上同事兼好友苏庚春(1924—2001)的关系，宋良璧在任职广东省博物馆保管部主任期间，与南来的书画家和文物鉴定家、学者如邓白(1906—2003)、谢稚柳(1910—1997)、徐邦达(1911—2012)、启功(1912—2005)、王世襄(1914—2009)、刘九庵(1915—1999)、赖少其(1915—2000)、傅大卣、冯先铭(1921—1993)、耿宝昌等均有交集往还。[2]
一、傅大卣、宋良璧往还信札考释
傅大卣年长宋良璧12岁。两人最早交游的时间暂不可考，但从现存书札来看，至少两人在1975年已有接触。现就两人往还信札，以时间为序分别考释如次：
1975年1月12日傅大卣致宋良璧的信系用西式朱丝栏16开信笺，以毛笔竖式书写，1页(图一)，书文曰：良璧同志：
数次来信，都未复信，总认为委托我的小小事情，还没有办到，所以迟迟不能复信。今将端石一片简略琢成小砚并刻了几个字，作为导游羚羊峡纪念。打印的草稿我尚未细看，可能要有修改之处甚多，并预备近日刻一印以(赠)。匆此问，近佳!傅大卣，75.1.12.此信讲到“数次来信”，说明在此之前，应已有多次交往。关于信中称谓，据傅大卣哲嗣傅万里见告，古文字学家和金石学家商承祚(1902—1991)多次叮嘱傅大卣，要与时俱进，寄信要称“同志”，不可写“先生”“老师”。傅大卣早年称黄宾虹为“宾翁大人”，此信则称宋良璧为“良璧同志”，也算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烙印。另，傅大卣早期名为“傅大祐”，后来也是接受商承祚的建议改名为“傅大卣”。故在此信中，傅大卣的称谓和落款都已和早期迥然有别。
据宋良璧回忆，他曾经陪同几位全国有名的专家到广东肇庆端砚老坑洞参观，并且每个人可以捡一小块端砚原石做标本，傅大卣即是此行专家之一。是次，专家组应顺道游览了肇庆的羚羊峡。傅大卣可能将拾捡的端石打磨雕刻成砚台赠给宋氏。至于信中提及的“小小事情”则不可考，而“打印的草稿”应该是傅大卣的《古砚鉴定简介》。
已知现存最早的宋良璧致傅大卣信札写于1975年2月3日。信封正面有宋良璧毛笔手书：“北京北京市文管处，傅大卣同志启，广州市延安二路省博物馆宋付”，且有“航空”标签字样，背面贴面值“10分”的邮票，邮戳显示时间为1975年2月4日，且有傅大卣毛笔手书：“1975年2月6日，广州宋良璧来信。”信札书写在普通朱丝栏横格信笺纸上，钢笔横书，1页，书文曰：傅老师：
您好!身体健康吧，又很久不见面了，今春交易会能再来吗?
我馆计划今年派人到贵处学习陶瓷和铜器鉴定业务知识，已写报告去文化局，估计将到你处，到时望能大力支持。我亦争取前去你处学习，不知你近来有什么铜器等业务知识的讲义吗?有时望能寄来一份。
春节快到了，首先向你祝贺，在新的一年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另送去小日历二张，作为小小的礼物。致敬礼!宋良璧，2月3日。
由此可知，广东省博物馆当年有派人去北京定点学习陶瓷和铜器鉴定的传统。
1975年8月3日，宋良璧致傅大卣信札，其信封正面所书文字与1975年2月3日信札相同，贴面值“8分”的邮票，邮戳显示时间为1975年8月4日，背面有傅大卣钢笔手书：“1975.8.7，接广州宋良璧来信，谈代其刻砚，以办到。”“以”当为“已”，应为傅氏误书。信札书写在纵20厘米，横15厘米的稿笺纸上，1页，钢笔横书，书文曰：傅老师：
您好!要小莫同志带来的信和端砚均收到了，知您在百忙中为我雕此小砚，如此精工，定会费时不少，只有多谢!
这块砚台虽小，确很有意思。它不但是咱们从端溪大西洞所得，更有意义的是你亲手制砚刻字以赠，当为珍藏以作永久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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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啥时能再相见，今秋能再来广州吗?我和老苏同志准备去河南一次。河南省博物馆希望老苏同志给他们看看画，我们也想顺便买些陶瓷等，也很想去北京一下，看来是较难的，若有机会去北京定去看望您。
老苏也问你好!致敬礼!宋良璧，8月3日。
信中“老苏”为书画鉴定专家苏庚春，河北博陵人，早年亦曾在琉璃厂做学徒，曾做过贞古斋的少掌柜，公私合营后一度供职于宝古斋，做书画门市部经理。后来应广东方面邀请南下，供职于广东省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鉴定站，负责书画文物的鉴定和进出境工作，也与傅大卣有多次书信往还，笔者已以另文详述[1]。
1975年9月11日，傅大卣致宋良璧信札(图二)，书文曰：良璧同志：
我很抱歉，带来我的旧讲课稿，承你们将它打印出来，让我看一看有无打错了的字。但我很不够重视，很长的时间没有详细的看一遍，只是部分的也很少看了几页。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想这份草稿既无理论知识，段落也不够明细，只是写出了点滴的感性认识而矣，须要从头的改写。今天看起来改不胜改，只好由它去献丑。
在第二页的空页上，我随便的写了几句，写时也没有加以考虑那方面的不足，如何的更正。在这方面我并没有写进去。
预备在近日将我的前未整理完的古镜稿写出以补去岁的诺言。草此，顺致敬礼!傅大卣，75.9.11，晚。
此信写于上一封信的8个月后，内容仍涉及讲稿之事。他还提出拟将之前未竟的古镜稿写出。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此信之后的第三年(1977)9月，广东省筹建文物鉴定组时，时任组长的宋良璧与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会长曾土金赴北京组织召开第一次会议。傅大卣以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赴会并与宋良璧、曾土金合影留念。
1975年10月2日，宋良璧致傅大卣信札。其信封印有红色“广东省博物馆缄”字样，正面为宋良璧毛笔手书：“北京市文管处，傅大卣同志启”，背面贴面值“8分”的邮票。邮票上的邮戳漫漶不清，另一邮戳显示的时间为“1975.10.5”，上有傅大卣钢笔手书：“1975.10.6广州宋良璧来信”。书文曰：傅老师：
您好!要小赵同志带来的“陶铜发展概况”和信均已收到了。近来确找您不少麻烦，在百忙中又对“陶铜发展概况”进行查阅修改，并蒙为题字留念，真是十分感谢!这本书不但是我们业务学习的好教材，也是咱们友谊相征的纪念物。
傅老师，说实在的，我不但喜看您的讲稿，确很想亲到贵处向您跟班学习一段时日，奈我馆去信数次，省文化局也曾去函，没能得到贵处同意。若今后有机会的话，仍望能到京得到您的亲自指导。
今年准备和老苏去河南一次，向河南省博物馆要些铜器和唐三彩，也想去均窑旧地买些新瓷产品，知道您喜爱瓷器，到时若有好玩的，当买件送你。
致敬礼!良璧，10月2日。
另，“古铜镜”若印好时望能寄来一本学习。
关于“陶铜发展概况”，查相关出版物，并无记录，当为傅大卣所编著的非正式出版的书稿。信中，“相征”应为“象征”，“均窑”应为“钧窑”。
1977年8月6日，宋良璧致傅大卣信札。信札书写在印有“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字样的公文纸上，3页，书文曰：傅老师：
您好!很高兴的接到你的来信。前些时日因工作、运动较忙，久没能写信前去问候，请谅。近来你的身体可好吧?不知您近来忙些什么工作。的确很想去京学习业务，但又不知怎样去好，学习班的机会已失去了，也不知您们那里还有否外地去学习的同志。一个人去如何学法为好，这些都是问题，又加我们部里今年文物整理工作较重，还有清查“四人帮”的运动等，故没敢正规的向贵处再提出，最近稍好一些。我曾向我们馆的领导谈了我的意愿，想去北京学学瓷器和铜器，特别最近馆里提出叫我参加鉴定组，想着学习更有必要。也望老师出出主意，讲讲您们那里情况。
关于广东在陈家祠举办文物展览事，据了解是文化大革命前，在陈家祠举办杨铨捐献文物展览，主要还是陶瓷器，其他也有一些。除杨铨的捐献展外，还有陈家祠本身有个民间工艺展览，其中陶瓷、竹木雕、秋色、剪纸等，你所说的竹雕可能是原陈家祠艺术馆的展品，现属广州市博物馆的藏品。废摩托车的事，据了解是没有过，老苏同志的爱人是在出口部门工作。她也不知有此事，若了解到时再去信告知。黄兆强同志去了农村带知青的队，大约要去一年。
请问赵光隣、张宁等同志好!
顺致全家安好!
老苏问您好!
宋良璧，8月6日上。信中提及的杨铨(1898—1967)为广东鹤山人，长期寓居香港，为有名的文物收藏家，富藏陶瓷、玉器、铜器、竹雕、古墨、书画等，曾于1958年至1964年将其所藏文物捐给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广州美术馆(现广州艺术博物院)等，有《杨铨先生捐献文物图录》印行。所谈及的捐献展，即是指此。黄兆强，原供职于广州市博物馆，后在广州市考古所工作，长于拓片。因同好之故，他与傅大卣也有交集。
1977年8月27日，宋良璧致傅大卣信札。
书文曰：傅老师：
您好!昨日出差回来，领导告知我，九月份会议叫我和老苏同志前去，很高兴。又几年没去北京了，也很想去看看，长长见识，看看老友。听说这个鉴定会议是北京文管处主办，你一定会参加这个会议吧，到时在百忙中还希望您能多指教。
这次去开会，不知你有什么要带的吗?如需要什么望来信告知，当为尽力办理。
问张宁、老赵、老孙、小刘同志好。
此致敬礼!
老苏同志问您们好。
宋良璧，8.27日上。
1978年3月20日，宋良璧致傅大卣信札。无邮戳及邮票，故此信当为请人代转。书文曰：傅老师：
您好!身体健康吧?趁老苏同志送流散文物去京，请他代向你问好!
听说文物局准备举办鉴定方面的学习班，不知是那个方面的，如若有关于铜器或陶瓷的学习班，我准备争取一下，想你一定会知道一些，望能告知。
另，在京时和你一同在文物商店挑的明代玉壶，是否烦您向(和)文物商店说说，让给我们馆吧。因我们的玉器实在太少了，这件事我也告知了老苏同志叫他去说说，如能一同去更好。春交会你会来吗?欢迎您能来。
此致
敬礼!小沈问你好。
宋良璧，78.3.20
信中提及在北京文物商店征集明代玉壶之事，查广东省博物馆的相关文物档案资料，并无相关记录，可知后来并没有如愿购藏此壶。1980年2月25日，傅大卣致宋良璧信札，书文曰：
良璧同志：
今有至友王世襄先生初次到广州，关于住所请您帮忙，能在中商办事处通过关系住下最好。王先生此去为了搜集花梨木家俱资料及竹刻，馆中如有所藏，希给予介绍一观为盼。匆此致敬礼，傅大卣，八O、二、二五，顿首。
信中提及的王世襄，原籍福建，出生于北京，号畅安，曾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是一位兴趣广泛、眼光独到的文物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对家具、文玩、竹刻、画论及传统工艺均有很深的造诣，尤精于家具、髹漆研究，著有《明式家具研究》《中国画论研究》《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等。由此信可知，王世襄初次到广州考察家具和竹刻实物的时间为1980年。其时，王世襄正热衷于明式家具和竹刻艺术研究。他的《明式家具研究》和《明式家具珍赏》的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就在这段时间前后。[1]而《竹刻艺术》一书即于此年付梓，在书中，王世襄特意谈到广州的竹刻竹根雕鹰，称是其在1949年以后所见到的唯一一件立体圆雕，而另一件高浮雕花鸟纹笔筒和书档，是艺人何立的制品。[1]这两件竹刻虽然从获取的途径看和这次的广州之行并无直接关联，但可看出王世襄对广东地区竹刻的关注。
信中提及的“中商办事处”，其全称为香港联合岀版集团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驻广州办事处，既有门市，也设有招待所，其时的总经理为徐庆铿。此处经常成为南来北往的书画家和文物鉴定家的落脚之地。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陪同苏庚春，会同徐庆铿及广州集雅斋总经理邝根明等人一起接待过南下的诸多书画界名流，故对“中商办事处”印象尤深。王世襄抵达广州，在宋良璧等人的协助下，调研广东明式家具的存量情况，“在广州、新会、双[三]水、石歧等处外贸仓库，喜获尽观六、七千件硬木家具……足以代表珠江三角洲的广式硬木家具”[2]。
傅大卣信中言及与王世襄为“至友”，在王世襄的诸多著作中，大抵可见出其端倪。王世襄1980年梓行的《竹刻艺术》中的拓片皆为傅大卣“手制墨拓”[3]，而王世襄于2007年付梓的《俪松居长物志·自珍集》中的拓片，也都由傅大卣与其子傅万里共同拓制[4]。——论文作者：朱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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