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以及社会发展的公共性价值观念都是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与共同体思想相关的哲学理论也都无法回避公共性问题。虽然公共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并非显性话语，但从个体性到主体性到公共性再到世界性的思想转变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演化的总体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有着类似的价值诉求。伴随新冠状病毒的全球蔓延，中国正在倡导建设新的世界秩序，突出人类发展实践的公共属性，推动全人类在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演进中形成世界性的制度文明，从而通过价值共识来消解个体性的矛盾冲突，构建一种协商、共治、共享的文明社会。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世界秩序;制度文明
很多学者在近几年的研究中都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包含了“一带一路”倡议，还融合了生态文明思想。多数学者都热衷于从马克思的“类”属性来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渊源，也有的学者乐忠于从尼采、哈贝马斯等哲学家与马克思理论的比较中，凸显共同体哲学思想的先进性。本文则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几个代表性哲学思想提炼出来，以此作为研究视角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哲学问题，并从个体性、主体性、公共性、世界性等多个思辨角度来剖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世界历史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哲学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这充分表现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推动作用上。世界历史理论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独创，而是在具备较长的历史演化后所形成的理论。“世界历史理论的开端，可以追溯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后来历经的几个阶段都成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其中包括17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开创的近代历史哲学，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等人所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萌芽，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世界历史理论。”[1]这些传统的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了人类理性在全球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学者认为，理性必将成为世界秩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这一逻辑思维呈现的传统哲学从感性认知到理性判断转化的过程是哲学发展所要经历的必然阶段。但这种思维逻辑无法避免唯心主义对人类理性的影响，正如黑格尔在构建他的世界历史理论过程中，将人类的个体精神发展成为整个世界的自由意志，从而限制了世界历史与人类实践的结合。这反而为全世界构建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体系，相关的很多学者也都将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聚焦在形而上学的、片面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念的研究上。但是到了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并将人类实践与人类群体性价值观念的构建融合在一起。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事实，他认为，人类的日常活动创造了自身的文化，促进了整个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的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541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结论，是因为他对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历史演进的考察后，发现了人的主体性创造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推动了整个社会按照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而向前发展。伴随着这个过程，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共同驱动，世界市场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所构建的人类交往的最具广泛性的空间。但是与此同时，资本的发展遏制了世界市场发展的自由性，资本主义绑架了各个国家区域空间发展的自由，同时它也剥夺了世界市场自由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共同体，以此详细呈现出不同共同体空间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在原始的共同体生存空间中，人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依赖他人。这是因为在原始的共同体生存空间中，每一个人都面对着自然灾害以及野生动物的袭击，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一种高度默契的关系，人们都是群体性的生产、群体性的狩猎、群体性的分享食物、群体性的养老，依靠群体的力量来确保单个人安全的生存发展下去。而在虚假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逐渐演变成人对物的依赖。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次演化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使人依附于物的存在而发展，导致了人的异化。但是虚假的共同体之所以被称作为虚假，是因为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的欺骗对工人阶级进行生命、时间、利润等一切事物的剥削。人的发展从人对他人的依赖转向人对物的依赖本身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认为，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将会逐渐演进到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态空间中，这种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态空间就是他所提倡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而习近平同志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经阶段。
马克思认为，不同生态空间、社会形态的转变和推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又不断缓解的反复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经济空间乃至世界经济的创新转型、产业升级逐渐成为社会前进的核心动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世纪以前的农业文明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而受到工业文明的碾压，农业文明的存在形式虽然不可能被工业文明完全替代，但工业文明所携带的资本主义的剥削精神，给全世界的农业文明带来了沉重的撞击，导致全球的农业生产最终成为了资本全球化的剥削对象。马克思认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他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了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3]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特殊的经济体或某一个特殊的经济空间，而是直接表现于任何一种先进的生产模式与全球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可以看出，不论是全球化的思想理念，还是反全球化的思想理念，其本质上都是对局部先进生产力与全球落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一种体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在1924年就曾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后来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也要学习资本主义所拥有的优势，必须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形成充分呈现，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民族、地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并且批判、抛弃了诸如强权政治与零和博弈思维的错误观念，深刻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全人类的价值诉求，并将二者融合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构建和实践开展中，从而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创新发展为当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二、马克思的公共性观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理论要与社会主义实践相匹配，所有的价值观念经过体系化、结构化的建构成为知识理论，这些理论是用来教育无产阶级，提升无产阶级思维认知，推动无产阶级以强制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对于马克思来说，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而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基本理论、基本逻辑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切入点就是马克思时常强调的公共性问题。
公共性话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并不是显学，但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在内的多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关注公共性问题，并且努力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化创新为解决局部公共性问题和世界公共性问题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蕴含在他的各种思想观念的背后，比较原始的表述方式就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2]502。马克思在研究人的问题上，总是将人投放在某些具体的时空中进行研究，比如马克思在研究世界历史理论时，将人投放在社会化发展的进程中，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化发展在历史时间上呈现出来的发展结果。人是社会空间发展中的重要主体之一，而世界历史的融合发展则是社会空间不断融合拓展的结果;不论是人的发展结果还是世界历史的发展结果，从本质上分析都是社会空间结构性转变的必然现象，而马克思的社会空间在当今的时代话语中就是公共性空间。在研究人的“类”属性问题时，马克思始终强调，人的“类”属性与人的社会关系一样，是人存在发展的必然属性，而且人的“类”属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哲学话语的凝练。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人的公共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或公共关系的相关理念是在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思想中最先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4]马克思将人的本质投放于现实的公共空间中，才体现出人的真正的本质属性，这与费尔巴哈将人投放于形而上学的思想观念中进行研究是有本质上区别的。马克思在人的社会属性和现实属性的探讨中，直接引申出人在社会空间中进行生产实践所遭遇的公共性问题。凡是现实的社会矛盾必定都产生于某个特定的公共空间，而且在这一公共空间中至少存在两种主要的矛盾主体。马克思的公共性观念就是要将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个体发展与群体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所要解决的不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冲突矛盾，不是单纯为了确保个人的经济利益而限制资本家群体的发展，也不是单纯为了拓展工人阶级力量而削弱工人们个体的自由，而是如何平衡个人发展与群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让单个人的发展能够有机融合于集体利益的追求之中，更加具体地说，就是将个体的人融合于群体所构建的社会空间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研究的人的“类”属性前提条件就是确定这种“类”属性的人的存在空间和发展空间，即人类的社会公共空间。在研究历史合力论时，恩格斯认为，历史合力的结果所形成的社会形态充分突出了公共性，因为从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整个历史按照合力论的逻辑进行演化，形成了人类发展的公共领域，而这种公共性的空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看，人类的所有斗争都与政治斗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不同时期政治斗争的形式也有不同特色，并逐渐从暴力革命演化到公民对话的形式。不论斗争形式如何创新发展，作为群体发展的公共空间对个人发展来说已经具有了正当性，人与人之间不仅相互沟通、影响，而且达到了一种互相构建、塑造的效果。因此，历史合力的作用结果就为人类塑造了一种公共生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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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同体观念相互关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相推动作用、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化发展进程、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衍生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科学发展等问题都必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展的公共性相关联。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将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的演进过程来进行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共同体本身就是一种生态空间，强调了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平衡关系。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目的也是为了引领全世界各个民族进入一种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新社会。这种新社会的构建过程也就是全世界各族人民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由商品的“物”的属性来决定，人与人的交往实践都在共同体的公共平台上进行，人对自身的培养和塑造、对财富的追求以及对美好未来的规划都在这种公共平台上与社会现实发展相关联。马克思认为，共同体的存在就是为了将原始的单个人孤立的社会活动集合起来，以一种公共性的秩序引导社会群体的生产实践。这是因为人的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交往活动，实践过程直接反映出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构的哲学理论就是一种主体性的哲学理论，马克思强调了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把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进行了肯定性的描述。共同体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方向，而公共性则是共同体形式的主要特点。受到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并没有深刻阐释人的主体性发展与群体的公共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但已经明确地对人的主体性和社会的公共性问题进行关注。在相关文本中，马克思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是对人的客体性以及主客体二元对立思想的抛弃，认为人的主体性突出了人的自由思想及其自由创造的基本属性，认为人是人自身发展的主宰者，人不需要依附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而发展自己、疗愈自己。马克思认为，从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人向活生生的、可以进行日常生活实践的人的转变就是人对自身主体性的获得。而关于群体发展的公共性，马克思则强调了阶级意识领域的思想共识，也就是意识形态问题。但是在相关理论的演进中，人的个体性与群体的公共性的转化关系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对此问题做出了系统性的回答。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身具有公共性的价值诉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伴随人类财富挖掘和财富积累而形成的新的社会文明形式。这种形式之所以与财富相关，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朝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依然遵循了马克思关于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深刻影响意识形态建设的相关理论。人的发展，即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关系的演变发展中，财富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上千年发展依然没有转变的思维逻辑和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人们在认清人与财富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后，建立的从主体性财富创造向公共性财富分享的美好社会。在西方近代经济的发展中，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学者们很多都认同“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等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也怀着类似的思想期待自己的主体性劳动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如此一来，凭借欧洲人特有的海洋文化，资产阶级通过剥削和异化的形式控制了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人民，在那个时代有产者为无产者规定了工作的制度，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规定了日常生活实践的具体模式。近代社会工业文明对原始社会农业文明的全方位碾压的过程，就是少数人的主体性发展剥夺了多数人主体性发展机会的过程。整个世界，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还是物与物之间，都被贴上了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标签，人的傲慢与偏见也从这种价值评价的思想体系中逐渐衍生出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升，就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文明也必须朝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发展，虽然过程漫长，但是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态势下，全世界已经从近代社会的工业文明转向了一种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背后就是人的价值观念从个人的主体性诉求向群体的公共性诉求的转变。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融合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之中，而且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使用了“生态价值”的概念，这种价值诉求强调，人们在进行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既要关注经济价值，又要关注生态价值。所以说，不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思想基础，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未来愿景，都突出了社会生态空间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并强调未来全球公共性价值观建立的基础是一种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的价值体系。
生态价值为世界带来的新思路就是用空间化、系统化思维来分析意识形态问题。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已经不能满足一个复杂性社会和复杂性群体的现实发展需求。伴随新冠状病毒在西方国家的蔓延，社会问题不断爆发，单方面的自由发展产生了与政治民主和公民平等相违背的事件比比皆是。以生态价值为思想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提供了一种使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不会相互矛盾冲突的实践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将“人民”摆在世界发展的首要地位，确立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理念的政治立场，以此化解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带来的极端的、片面的意识形态批判。在强调经济利益至上的工业文明社会，人的主体性的、创造性的实践成为财富挖掘的重要手段，但近百年的发展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没有制度约束的主体性实践与个体主义的自私自利没有分别，这些创造性的实践只能降低社会化的发展进度，并且破坏整个自然生态的平衡，让其他的社会主体来替他们承担恶果。生态价值理念的提出强调了对无制度约束的主体性进行调试和改善，让人的主体性能够在群体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念中获取自己社会实践的价值取向，从而构建了一种共同生产、共同分享的公共空间。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人的主体性向公共性的转化过程得到了实现。生态价值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础理念，包括生态价值在内的很多价值观念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空间中呈现出鲜明的公共性特色。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深入的研究，要从近几年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入手。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5]这一论述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历史的必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及其发展方向并非由单个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全世界各个群体通过协商共建的方式完成的。2015年，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也曾指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是解决世界性难题的有效方法，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强调世界和平发展基础上构建全球共识，凝聚世界各个民族的力量，确保世界朝着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6]从这一论述可以总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新模式，是全球共识的必然产物，世界性的普遍发展也必须建立在世界性的共识基础之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交往的文明成果。2018年，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重要文件。同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把“一带一路”建设当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凝聚各方共识，规划合作愿景，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的沟通、协商、合作”[7]。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能够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充分开展，让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真正成为人类全球化、社会化、公共性实践的指导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化解了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的主体性与群体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强调的公共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和共产主义社会有很多相同点。对人类公共性的强调并不是抹杀人类发展的主体性，而是希望将人的主体性的实践放置在人类公共性的生态空间中，让每个独立的个体都能够遵循生态空间的发展规律，认同生态空间的生态价值观念，超越工业文明时期那种以单向度的评价标准理解世界的思维模式，转而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类”文明的思维逻辑中去。
结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表现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共同的价值诉求，即是构建一种具有普遍认同和广泛共识的社会文明形式，这种文明形式在马克思的文本语境中可以被描述为公共性空间，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被描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西方结束中世纪神学枷锁一直到现在，很长时期人们都把自身的主体性实践和主体性的价值诉求当作日常生活的重要生存手段和价值评价的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推动了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和资本的快速流动，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提出了异化的思想，认为人的主体性在以自私自利的个体为中心时，有的主体性活动侵害了他人，形成了霸权主义的剥削，而有的主体性活动则把人自身变成了工具。因为在工业社会发展初期，人始终没有站在人类发展的总的历史视域中来研究问题，使得每个人只关注于自己的个体，忽略了将不同个体组织起来、联合成为更加具有凝聚力的工人群体的重要性。从这个问题来看，建立在个体性发展基础之上的主体性是不能作为人类价值观评价标准的，因为这种片面的个体性只会激化社会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将其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试图将人的主体性从原来的个体性上转移到社会发展的公共性上，从而让工业文明时代的个体性价值诉求提升到现代的公共性价值诉求上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继承和创新就在于价值论的拓展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社会的发展是每一个人相互嵌入、相互构造的结果，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深度的融合，人不再是单独的为了自己生存而存在的人，人变成了一种公共性的存在，人的存在本身就为整个物种和自然生态带来了多样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强调人作为一种公共性存在的同时，又为整个自然生态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公共意识，这种公共意识是真正具有普适性的，而不像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自私自利个体属性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伴随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全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重新构建世界秩序，让不同国家和地区走出经济发展的困境，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中走出来，并进入一种以和平发展为前提的世界性共识中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人类从工业文明再发展到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理念。伴随不同文明形态的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演变，人类造就了自己的文明形式，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将会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实践方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制度文明建设不是任何单一的国家可以完成的，而需要所有国家、地区、民族在凝聚思想共识后的共同努力。中国将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不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创新的理论思路和实践逻辑，让全世界更多爱好和平发展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实现共治、共享。——论文作者：张劲松1，文吉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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