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肯定马克思理论中含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生态运动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充分根据的。就学理而言，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其“人类解放”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前者是后者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马克思的主要著述来看，无论是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史观的阐发，还是对资本主义经济( 及生态) 危机产生的根源、解决的途径等分析，无不含有系统而深刻的生态思想。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作为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具有优于其他生态思想的显著特质。正是这一切，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生态危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理论力量。
〔关键词〕马克思; 人的解放; 自然的解放; 生态文明
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日趋严峻，以及对其根源及解决之道探寻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要想从生态危机中走出，须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然而，在究竟以何种理论为指导，以及是否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承担起这一理论重任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则存在者明显的分歧。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马克思有没有生态思想，以及用生态学思想阐释马克思是否可能。因此，立足于马克思的第一手资料，客观地分析其生态思想的丰富内涵及本质特征，进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为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正确理论，则是摆在我们当前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一、马克思是生态的还是“反生态的”?
自从 20 世纪全球性生态危机爆发以来，人们对其深层原因的探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对于马克思是生态的还是“反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克服当前的环境恶化、破解日渐严峻的生态危机难题是否具有指导意义等问题，国内外学者的看法迥异，甚至是截然对立。
绿色理论对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持明确的否定态度。20 世纪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趋严峻及绿色运动蓬勃兴起，导致各种绿色理论相继登场。绿色理论的出现对于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遏制生态环境问题的迅速恶化无疑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它把现代性、科学技术和自然的退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它崇尚一种带有浓厚的怀旧和悲观色彩的“环境主义”，致使其在消除生态危机等问题上很难有实质性的价值。与此相联系，绿色理论家往往否认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包含有生态思想，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于变革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任何积极意义。比如，德裔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舒马赫( E.F. Schumacher) 就说: “马克思主义是刻板的、不灵活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缺少人性主义与精神向度，是一本包含一系列大多数被证明为错误的和在前瞻与含义上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预测的圣经。”① 又如，绿色理论家马尔顿·德·卡德特( Maarten de Kadt) 和塞尔瓦托·恩格尔蒂·莫罗( Salvatore Eege -Di Mauro) 等则指出: “在达尔文和马克思时期，‘思考自然’还处在‘一个相对较早的时代’，……他们的思想对理解我们当前生态问题的直接贡献注定很小。”②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不足以理解生态问题。”③更有甚者，某些绿色分子则把马克思视为“反生态的”理论家，如北美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金 ( Murray Bookchin) 不仅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决生态问题的有用性，而且还将其方法本身标识为已经经历了“失败、背叛和灾难的一个世纪”④。
当然，绿色理论家对马克思的批评态度也并非绝对一成不变。特别是在经过数十年的争论之后，马克思的批评者无法否认在马克思那里的确包含着某些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往往一改过去那种断然否定的做法，进而采用如下紧密相连且更具攻击性的论据来指责马克思: 其一，他们认为生态观点只是作为“说明性旁白”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与其著作的主体内容缺乏系统性的联系; 其二，生态思想只是不成比例地存在于马克思早期关于异化现象的批判中，而很少出现在其后期著作中; 其三，由于马克思主张一种支持技术的、反生态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因此，他并没有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更没有将其融入他的价值理论; 第四，马克思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且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将存在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之中，因此，对他来说既“无需对稀有资源的分配问题采取认真的态度”，也无需建立什么“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 其五，马克思根本不具有研究生态问题所需的自然科学基础，他对科学及技术对环境的重要影响缺乏兴趣; 其六，由于马克思是一个“物种主义者”⑤，所以他总是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强调前者优于后者。按照批评者的说法，马克思之所以忽视对生态价值的维护，强调一种类似于“培根式的”支配自然和发展经济思想，其根源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难看出，上述说法较之最初的断然否定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同样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简单否定，而区别只不过是增加了更多的对马克思的误读甚至是恶意曲解。因此，这势必会引起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有力回击。
与绿色左派极力否定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不同，产生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着力阐释、重构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思想，并对其意义加以积极评价。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教授戴维·佩珀( David Pepper) 就曾明确指出: 按照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上述批评通常是“部分或全部错误的”。在《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他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要意识形态、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入手，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思考与应对当代绿色运动提出的生态议题的政治相关性。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生态学”一词的创造者海克尔( Haechel) 之前就已拥有一种对社会与自然的生态理解，他们“有一个明确( 尽管不是十分详细) 的生态立场”①。而作为本书的结论，佩珀认为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有机结合，可以形成一种独立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并必将对生态运动的现实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同样，针对绿色理论的批评，尤其是那种认为“马克思只关心工业增长和经济发展”，以及将马克思看作一位“反生态的思想家”的观点，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明确表示了“坚决批驳”的态度。他不满足于以往对马克思的传统解释，明确主张“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即把生态问题作为马克思的主要思想来解释马克思”。而作为其研究的最终结论，他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②。此外，对马克思生态学持肯定态度的，还有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维兰科特( J.G.Vaillancourt) 等人，如后者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著作的分析得出结论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人类的、政治的和社会生态学的先驱。
不可否认，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缺失问题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比如，当代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詹姆斯·奥康纳( James O'Connor) 就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明显地存在着生态方面的“一些理论空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扎根于生态科学”③，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主要是人类如何改造自然问题，而忽视或贬低了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及自然经济的规律。据此，他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只是“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④。也正是基于上述看法，奥康纳以及乔纳森·休斯( Jonathan Hughes) 等人主张应对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生态学的“重构”。
在马克思是否有生态思想问题上，国内学界的看法与国外学者存在明显的观点对立不同，表现出了相对的一致。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实际上在这种表面上观点一致的背后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多数学者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持肯定态度。他们不仅一般地肯定生态思想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马克思著述加以独到的阐释。比如，郇庆治在对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的理论阐释的基础上，从不同方面对其人化自然观作出了高度概括，并据此提出了拓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三个“关节点”，从而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学的内在一致性; 又如，解保军在其著述中则对马克思自然观所包含的现代生态哲学思想作出了深刻阐发，并对它在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指导作用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当然，这并不否认在部分肯定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人那里，往往程度不同地存在某些盲目地“跟风”现象及从众心理，即他们的肯定并非是建立在深入研究和系统论证基础之上的。而在此更需指出的是，部分国内学者由于始终固守对马克思的传统理解方式，致使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根本不在其视野之内。按他们的说法，解决生态问题或许只要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的指导作用就足矣，而不必一定要承认其有具体的生态思想。这样一些片面看法，势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
总之，在是否承认马克思的生态思想问题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对绿色理论家来说，更主要、更深层的原因则来自于政治方面，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触及到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危及到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部分人之所以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持批评态度，这主要还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因此，当前我们既要自觉地揭露、抵制各种贬损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还须在深刻检讨以往关于马克思传统解释的得与失的同时，积极地引入一种新的方法，即把生态问题作为马克思的重要思想来解释马克思。惟其如此，才能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进而使生态文明建设永远沿着正确的方向有序推进。
二、生态思想是马克思“解放”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主张把生态问题作为马克思的重要思想来解释马克思的根据是多方面的。而该解释之所以可能，首先在于生态思想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解放”理论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换言之，生态思想是马克思“解放”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谈及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不能不涉及到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内容及实质。一直以来，每当提到马克思，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毕生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与此相联系，在学科分类上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然而，随着对其整体性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人的解放”视为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宗旨①，强调其三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三者分别是从不同层面上对“人的解放”的理论追求和价值承诺。其中， “人的解放”首先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题②。它旨在变革“本质颠倒”的人的现代性存在方式，将人从 “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以在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其次，“人的解放” 又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价值取向。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为无产阶级建立新社会、实现人类的解放提供理论依据; 最后，“人的解放”还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最终归宿。追求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根本宗旨。总之，马克思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人的历史解放，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和历史发展的科学。用习近平的话说: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③
视“人的解放”为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宗旨，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人的解放”学是有充分的文本依据的。如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曾指出: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 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④在之后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 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 资产阶级) 下解放出来”⑤，亦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而该解放的目标就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由于“人的解放”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所以法国著名学者让·依波利特( Jean Hyppolite) 指出，只有把人的解放看作人在历史过程中为了反对他的本质的任何异化而积极进行斗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理解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结构。
毋庸置疑，把“人的解放”视为马克思理论的宗旨，无疑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进而凸显了其以变革现实世界为己任的基本功能。不过，对其“人的解放”既不可仅仅理解为“解放人自身”，更不可片面地认为在此马克思只强调征服自然以发展生产力，因而他是一个“反生态的思想家”。原因在于，无论从马克思一贯重视和尊重自然的基本立场，还是他对人类解放最终实现条件的具体分析看，无不同时彰显出“自然解放”的价值追求。如此说来，在马克思那里，所谓“人的解放”其实包含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重要维度，即“解放人”与“解放自然”。二者共同体现了生态思想与其“解放”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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