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绿色生产转型是实现设施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菜篮子”安全的重要举措。基于山东省897份设施蔬菜种植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素养能够显著正向影响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种植户数字素养每提高1%,其绿色生产转型程度提升16.90%,作用强度呈边际递减特征。2)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素养对根茎类设施蔬菜、中等规模和风险偏好型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预期效益(26.04%)、削减交易成本(21.89%)、加速信息获取(9.47%)、推广社会化服务(12.43%)四条路径驱动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因此,应建立健全农村数字化培育体系,实施差异化绿色转型策略,强化绿色设施蔬菜的预期效益和交易成本机制,构建设施蔬菜产业数字信息平台,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引导及监管政策。
关键词:数字素养;设施蔬菜;绿色生产转型;影响机制
论文《数字素养对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研究》发表在《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版权归《干旱区资源与环境》所有。本文来自网络平台,仅供参考。

设施蔬菜作为中国蔬菜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缓解蔬菜供应季节性与需求均衡性矛盾的重要保障;但其对农业化学品过度依赖的粗放型外延式发展路径,容易引致土壤肥力下降、农业面源污染等资源环境问题,给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造成负面影响,成为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碍。为此,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进“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明确了设施蔬菜产业绿色转型的现实需要;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年)》,强调了现代设施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实施路径。但遗憾的是,种植户作为设施蔬菜生产格局下的微观决策者与执行者,其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响应并不积极,粗放生产方式仍普遍存在。因此,有效组织和引导种植户融入现代设施农业发展轨道,使之成为推进设施蔬菜绿色生产转型的可动员资源与积极力量,对保障国家“菜篮子”安全、推动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与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循环农业不同,绿色农业是注入了环境友好型投入品和现代技术要素的新型可持续农业模式。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促进农业由“量”到“质”深刻变革,既是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实然之举,也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其关键在“转型”,即由偏化学投入的常规农业生产方式转向奉行生态环境保护原则、善于运用绿色生产技术和手段、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的过程。当前,关于绿色生产转型的概念尚无明确统一定论,学界多聚焦微观农户整体,普遍基于单一指标(即“是否转型绿色生产”)或绿色行为采纳数量作为其转型绿色生产的衡量标志,广泛探讨了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因素:1)以成本收益为基本原则的现实因素。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成本收益是其转型绿色生产的重要考量,会因生产主体和条件的不同发生转移。①从生产主体看,既有研究基于生产者自身禀赋和家庭特征等视角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进行解释。传统小农的自身弱势使其生产行为面临约束,相较之下,实现了资本禀赋积累深化和配置优化的生产者因能承担更多转型成本,争取更多绿色农产品溢价份额,进而表现出较强转型意愿与主动性;且农户受教育程度或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其理性施肥用药并采用优质农业投入品的概率越高。②从生产条件看,已有文献基于经营特征和外部环境等视角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进行解释。从经营特征看,农地流转对绿色生产转型的积极影响已受到学界肯定,其本质是通过农地经营规模扩张降低农业交易成本、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人力资本、实现规模经济;同时,以社会化服务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组织模式通过精细化专业分工与新要素导入,为农户融入绿色农业发展轨道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农村电商、农民加入合作社、契约农业等也对绿色生产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外部环境看,以农业环境政策为导向的技术培训有利于降低农户新要素采纳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其绿色生产积极性;政策性补贴作为一项外部诱发性因素,能够通过降低经济成本,将绿色生产转型的正外部性内部化;另外,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亦能通过提高生产者价格预期激励其绿色转型。2)以“有限理性”为逻辑基础的认知因素。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融入心理学后,由个体认知差异和信息约束导致的“有限理性”受到学界持续关注,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价值感知、绿色低碳认知、绿色技术认知等常被视为影响农户转型绿色生产的内部驱动。一般而言,农户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提升通常伴随其绿色生产行为的积极响应。但在现实情境中,由于农户资本禀赋、风险偏好、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其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相较而言,既有文献普遍强调传统生产要素对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尚未充分关注到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化赋能作用及其机理。新形势下,伴随数字乡村建设不断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各环节深度融合已成为变革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引擎。理论上,种植户生产决策面临信息不对称与资源禀赋贫弱的双重约束,而数字化能够凭借其跨时空的信息流通和全局性的资源配置优势,缓解种植户生产信息约束,引导农业要素合理流动,进而对其生产行为调整产生潜在影响。然而,实现数字化赋能需要种植户具备一定的数字工具操作、信息搜寻及转化利用能力,即数字素养较高的种植户才能更好依托数字技术下沉农业实体的契机,共享数字红利。目前,相关研究侧重以互联网接入、数字终端拥有量等数字资源禀赋所表达的“硬实力”作为农村数字化发展的代理变量,仅少数学者通过刻画行为主体数字能力考察了数字化赋能对农业减量化的影响。事实上,近年来政府已逐步加强农村数字技术设施接入与农业数字化装备推广,中国村级层面数字资源禀赋条件已达到领先水平,仅依靠数字资源禀赋“硬实力”改进促发展的作用空间已相对有限,因此应当更加注重种植户数字素养“软实力”的赋能效果。
综上,既有文献对本文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但仍存在进一步延伸空间:1)研究对象上,既有研究普遍基于农户整体探讨绿色生产相关行为,鲜有将设施蔬菜种植户视为一类特殊群体进行系统性分析。事实上,免受季节和气候限制的设施蔬菜生产周期短、复种指数高,肥药高频、过量施用现象相对严重。同时,由于设施内环境相对封闭且作物生长密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然雨水对土壤肥害的淋洗与稀释,削弱了自然光对残留农药及其他有机污染物的降解作用,不仅会恶化土壤环境,还会对蔬菜品质和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绿色生产转型问题亟待解决。2)研究内容上,既有研究多采用绿色技术采纳数量表征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农户“转型”特征,其测算结果可能失之偏颇;另外,在数字化“硬实力”促发展的作用空间相对有限的现实情景下,既有研究相对忽视了农户数字素养“软实力”的刻画与表达。3)研究视角上,尽管少数学者已经意识到数字素养提升对农业减量化的实现方式,但其所隐含的农业绿色化转型意义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致使数字素养赋能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内在机理并未被深刻挖掘。
鉴于此,本文在厘清数字素养对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山东省897份设施蔬菜种植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以设施蔬菜种植户作为研究对象,拓宽绿色生产转型的研究范围。2)针对数字素养和绿色生产转型衡量方式的不全面性,分别从数字化应用、社交、创意、安全、专业5个维度构建种植户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从要素投入监管、要素减量施用、绿色投入替代构建绿色生产转型指标体系,丰富了现有研究。3)超越单一影响因素探讨,论证了预期效益、交易成本、信息获取和社会化服务的中介效应,为理解数字素养赋能设施蔬菜绿色生产转型提供全新视角。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基于相关文献梳理,从数字化应用、社交、创意、安全、专业5方面测度设施蔬菜种植户数字素养。依据可持续生计资本理论,资本禀赋是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重要驱动。数字素养作为农村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其对于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促进效应表现在:1)数字化应用素养较高的种植户能够熟练使用数字化平台,获取、处理和应用农业绿色生产信息,缓解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要素错配和低效使用问题,促进绿色生产转型。2)数字化社交素养较高的种植户具有较强线上交流意愿与能力,能够积极主动利用互联网平台增强社会互动,更易获得绿色生产的技术经验与支持。3)数字化创意素养较高的种植户意味着其更有能力掌握现代农业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并依靠自身信息编辑与处理能力,传播绿色农业理念和实践经验,强化其他种植户绿色生产观念。4)数字化安全素养较高的种植户往往具有较高的信息安全保护意识,有利于降低绿色技术采纳成本和风险。5)数字化专业素养较高的种植户能够借助数字化平台和工具进行农产品需求信息收集与预测,意识到绿色优质农产品的消费者偏好,从而自发优化农业生产资源配置,并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等方式转型绿色生产。数字素养对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预期效益机制。依据理性小农学派的种植户行为理论,情景理性决定了种植户会基于自身认知水平、市场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作出能实现期望效益最大化的生产决策。较高的预期效益能够强化种植户对绿色生产的深刻认知,增强绿色生产转型的主观能动。理论上,数字素养主要从两个方面提升种植户对绿色生产转型的预期效益:1)根据价格经济学,货币价格是绿色农产品价值实现的衡量标准。数字素养高的种植户更易借助电商销售搭建与消费端的直接对话平台,进而以图文详解、视频展示等形式向多方消费者传递农产品真实信息,不仅能够抑制交易市场中以次充好扰乱价格机制的投机行为,保障绿色农产品“优质优价”,还能在拓宽销路的同时提高消费者溢价支付意愿,促进绿色农产品价值实现,提高种植户预期经济效益。2)数字素养高的种植户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浏览农业生产信息,直观感受到面源污染对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的危害,理解绿色发展的生态效益,进而摒弃一味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短视思维,并逐步转向生态理性。因此,数字素养可能会通过提高设施蔬菜种植户对绿色农产品的预期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驱动其转型绿色生产。
(2)交易成本机制。依据交易成本理论,交易市场往往伴随一系列费用支出,其大小通常由谈判频次、交易主体数量、资产专用性程度等因素决定。较低的交易成本意味着种植户拥有更广阔的盈利空间,有利于灵活应对市场变化,并将更多资源要素合理转入绿色生产以提高市场竞争力。理论上,数字素养可以通过以下两条路径降低绿色设施蔬菜的交易成本:1)数字素养高的种植户线上交流与学习能力普遍较强,能够熟练使用数字工具与外部保持紧密联系,有助于及时掌握设施农业市场状况,缓解种植户与农技人员或专家的沟通障碍,提高种植户绿色生产技术的学习效率,从而缩短谈判时间,降低谈判成本。2)由于数字素养提升,种植户能够更好地利用网络平台突破空间限制和消费者单一化约束,使得分散化绿色设施蔬菜直销成为可能。这不仅打破了中间商市场垄断的不利局面,减少绿色设施蔬菜交易达成所需主体数量,而且拓宽了种植户销售渠道选择,有利于减少绿色设施蔬菜的滞销风险,压缩因冷链存储产生的专用性物质资产支出,进而节约交易环节在绿色设施蔬菜价值链中的高昂成本。因此,数字素养可能会通过削减绿色设施蔬菜的交易成本,提高种植户转型绿色生产的积极性。
(3)信息获取机制。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相对匮乏的一方往往在市场交易、决策制定等环节处于弱势地位。传统小农长期面临信息闭塞的孤岛局面,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限,难以深刻理解“何为绿色生产”“为何绿色生产”以及“如何转型绿色生产”。理论上,数字素养对种植户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种植户数字素养提升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累积效应,能够强化其参与数字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的可行能力,有助于及时获取现代设施农业新思想、新技术,了解农业政策、农事指南等多元化信息,从而拓宽绿色生产信息的获取和理解渠道,有利于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降低种植户新要素采纳的不确定性,提高其转型绿色生产的可能性。同时,这部分群体更易利用社会网络搭建线上互动平台,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分享并获取药肥减量增效的经验信息,潜移默化成为设施农业绿色转型的积极力量。2)数字技术能够打破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壁垒,此时数字素养高的种植户能够利用互联网渠道快速获取绿色农产品市场的价格信息和市场行情,为顺应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的偏好,种植户将自发优化生产模式,主动转型绿色生产,从而以绿色供给带动需求的方式助推设施蔬菜绿色转型。因此,数字素养可能会通过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打破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壁垒,从而促进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
(4)社会化服务机制。依据资源配置理论,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决定了资源优化配置是设施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有效路径。社会化服务能够通过专业化优势和成本优势增强资源调动性,促进农业要素合理配置,从而实现设施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具体而言,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引入新型农机、现代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以及技术人员指导,建立专业化技术规范,实现设施化、专业化、精细化施肥施药,避免种植户因人力资本不足而采取粗放生产模式。另外,相较于种植户在要素市场的单独购买方式,社会化服务的集中采购模式更易形成竞价优势,缩减生产成本。此时种植户倾向于作出社会化服务采纳决策,并将计划购买化学投入品的成本转为社会化服务的购买费用,产生化学投入品的挤出效应,从而促进绿色生产转型。理论上,数字素养提升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要路径包括:1)数字素养较高的种植户通常具备较强信息获取、处理和分析能力,在获取社会化服务时面临的障碍大大减少,对社会化服务接受度较高。2)数字素养较高的种植户具有较强智能设备操作及数字问题解决能力,能够熟练借助数字工具识别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利于社会化服务精准把握种植户实际需求,优化社会化服务供需匹配,拓宽应用范围。因此,数字素养提升可能会通过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从而推动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
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1: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有效促进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
H2: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预期效益、削减交易成本、加速信息获取和推广社会化服务四条路径驱动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
1.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3~2024年对山东省设施蔬菜主产区925位种植户的调查问卷。主要基于以下考量:1)山东省是中国最大的设施蔬菜生产基地,被誉为“全国的菜篮子”,但同时也是超量施肥用药的“重灾区”,故选取山东省设施蔬菜主产区具有典型性。2)种植户是设施蔬菜生产的“主力军”。种植户、家庭农场、蔬菜工厂是常见的设施蔬菜生产者,其中种植户占比70%以上,且平均每户拥有1~2个蔬菜大棚或温室,经营规模往往小而分散,难以满足绿色技术或设备使用的客观要求,使得绿色生产转型程度始终低于家庭农场和蔬菜工厂。
样本选择步骤具体如下:1)确定样本区域。依据山东省设施蔬菜区域布局,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设施蔬菜生产条件及类型差异,最终抽取鲁东地区的寿光市和青州市、鲁中地区的临淄区和高青县、鲁西地区的莘县和冠县、鲁南地区的郯城县和沂南县以及鲁北地区的惠民县、博兴县进行调查。2)确定样本农户。由于设施蔬菜种植分布不均,为确保实地调研可行性,以村为单位难以获得相对随机的数据,为确保实地调研可行性,课题组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每个样本县(区)分别抽取3~5个乡镇,每个样本乡镇选取20~30位种植户。3)确定调查方式。课题组采用一对一现场访谈形式,由调查员逐一讲解问卷内容,使受访者真正理解所需回答的问题。4)确定有效数据。调研共计获得问卷925份,经审查剔除离群值和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97份,问卷有效率为96.97%。
1.3 变量选择
1.3.1 被解释变量
绿色生产转型。1)绿色生产转型是由传统生产模式逐渐过渡到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过程,关键在“转型”,最终表现为一系列绿色生产行为的实现程度。2)就设施蔬菜而言,种植户绿色生产主要包含产前设施建设与物资准备、产中肥药施用与灌溉水管理、产后保鲜运输与废弃物回收利用。其中,产前的良种选择和产中环节的肥药施用情况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直接影响,既是消费者的重点关切,也是设施蔬菜绿色转型的棘手难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参考相关研究,从要素投入监管、要素减量施用、绿色投入替代三维度构建绿色生产转型指标体系(各题项赋值1~5)。考虑到指标间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关系,本文采用熵值法客观赋权,通过加权平均后得到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程度。
1.3.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素养。基于理论分析,从数字化应用、社交、创意、安全、专业5个维度衡量设施蔬菜种植户数字素养水平。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提取5个公共因子,样本充足性检验KMO值(0.882)>0.7,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值(0.000)<0.05,说明变量间相关性较强,适宜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所有测量题项因子荷载值均大于0.600,克朗巴哈系数大于0.720,说明各变量测度具有较强信度和效度。
1.3.3 中介变量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选取预期效益、交易成本、信息获取和社会化服务作为中介变量。
1.3.4 控制变量
设施蔬菜种植户个体特征(实际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兼业程度)、家庭特征(家中是否有人任职村干部、设施蔬菜收入占家庭年收入比重、种植设施蔬菜劳动力人数)、村庄特征(村庄互联网普及率、县区经济水平)。
1.4 研究方法
1.4.1 基准回归模型
为探究数字素养对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gre\_transition _{i}=alpha _{0}+alpha _{1} digi\_literacy _{i}+alpha _{2} Trol _{i}+alpha_{3} Coun _{i}+mu_{i}]
式中,下标(i)为样本设施蔬菜种植户个体标识,(gre\_transition_{i})为种植户(i)绿色生产转型程度,(digi\_literacy_{i})为种植户(i)的数字素养,(Trol)为控制变量,(Coun _{i})为种植户所在县区固定效应,(mu_{i})为残差项,(alpha_{i}(i=1,2,3))为待估参数。
1.4.2 分位数回归模型
为检验数字素养对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是否存在群体内部差异,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分别估计数字素养对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中不同转型程度的边际贡献。具体模型构建:
[gre\_transition_{i, q}= heta_{0}+ heta_{q} digi\_literacy _{i, q}+ heta_{1} Trol _{i, q}+varepsilon_{i, q}]
式中:(gre\_transition_{i,q})、(digi\_literacy_{i,q})、(Trol _{i, q})分别表示种植户(i)在分位数(q)上的绿色生产转型程度、数字素养和控制变量,( heta)为待估参数,(varepsilon)为残差项。
1.4.3 中介效应模型
考虑到数字素养提升会通过提高预期效益、削减交易成本、加速信息获取、推广社会化服务,从而促进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故在基准模型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素养的影响机制:
[Mediator _{i}=eta_{0}+eta_{1} digi\_literacy _{i}+eta_{2} Trol _{i}+eta_{3} Coun_{i} + au_{1 i}]
[gre\_transition _{i}=gamma_{0}+gamma_{1} digi\_literacy _{i}+gamma_{2} Mediator _{i}+gamma_{3} Trol_{i}+gamma_{4} Coun _{i}+ au_{2 i}]
式中:(Mediator_{i})为中介变量预期效益、交易成本、信息获取和社会化服务,(eta)、(gamma)为待估参数,( au)为残差项,其余变量设定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借助因子分析法得到设施蔬菜种植户的数字素养得分均值,并将其划分为匮乏、较低、一般、较高、充足5个等级。另将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得分处于均值及以上的视为已转型绿色生产,处于均值及以下的视为尚未转型绿色生产。结果显示,种植户数字素养得分处于一般及以下的共607人,占比67.67%,说明当前设施蔬菜种植户数字素养普遍偏低。另外,随着数字素养水平提升,种植户转型绿色生产的比重由30.11%升至67.52%,初步说明数字素养提升能够促进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
2.2 基准回归结果
2.2.1 数字素养影响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主效应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纳入控制变量、加入县区固定效应三种情形下,数字素养均在1%水平下正向影响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具体而言,种植户数字素养水平每提高1%,其绿色生产转型程度提高16.90%,假说H1得到验证。
2.2.2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分位点估计系数的95%置信区间均为正值,说明不同分位点的数字素养对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素养估计系数的波动范围在0.048~0.310之间,且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回归结果显著不相等。随着分位点上升,数字素养对设施蔬菜绿色生产转型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特征。由此可知,数字素养对绿色生产转型程度处于中低水平种植户群体的作用效果更强。
2.2.3 控制变量估计结果
种植户年龄对绿色生产转型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影响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是否为村干部对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设施蔬菜收入比重显著正向影响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村庄互联网普及率对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显著为正。
2.3 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
2.3.1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本文借助工具变量(2SLS)模型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为“信息浏览方式”。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种植户信息浏览方式对其数字素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纠正模型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素养提升仍对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产生正向影响,说明若不考虑内生性问题,会低估数字素养对种植户转型绿色生产的促进作用。
2.3.2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与估计模型。将被解释变量划分为二值离散变量,借助二元Prob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设施蔬菜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
(2)替换解释变量。采用“互联网使用频率”表征设施蔬菜种植户数字素养,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显著为正。
(3)替换样本量。剔除年龄大于60岁的设施蔬菜种植户样本数据,结果显示数字素养的估计结果仍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
2.4 异质性分析
2.4.1 作物类型异质性
数字素养提升显著促进了叶菜类和根茎类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但对根茎类设施蔬菜的影响更大。
2.4.2 种植规模异质性
数字素养提升对不同规模种植户的作用效果由大到小依次是中规模(0.218)>大规模(0.179)>小规模(0.107)。
2.4.3 风险偏好异质性
数字素养提升对风险偏好型种植户的影响最大(0.208),风险中立型次之(0.162),其对风险厌恶型种植户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2.5 数字素养影响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作用机制分析
2.5.1 数字素养对预期效益、交易成本、信息获取和社会化服务的影响
数字素养估计系数均在1%或5%水平下显著为正,意味着设施蔬菜种植户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其预期收益、削减交易成本、加速信息获取及促进社会化服务发展。
2.5.2 预期效益、交易成本、信息获取和社会化服务的中介效应
在同时加入数字素养和四项中介变量后,预期效益、交易成本、信息获取和社会化服务对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系数相比,数字素养估计系数有所下降,说明四项中介变量均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说H2得到验证。
从中介效应占比来看,各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占数字素养影响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总效应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是预期效益(26.04%)、交易成本(21.89%)、社会化服务(12.43%)、信息获取(9.47%)。
3 讨论
绿色生产转型对于设施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菜篮子”安全至关重要。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促进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主要通过提高预期效益、削减交易成本、加速信息获取、推广社会化服务四项中介机制。当前设施蔬菜种植户数字素养普遍偏低,需建立健全农村数字化培育体系,实施差异化绿色转型策略。
4 结论
本文基于山东省设施蔬菜主产区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促进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种植户数字素养每提高1%,其绿色生产转型程度提升16.90%,作用强度呈边际递减特征,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素养提升对根茎类蔬菜、中规模及风险偏好型种植户转型绿色生产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提升可以通过提高预期效益、削减交易成本、加速信息获取、推广社会化服务四条中介路径促进种植户转型绿色生产,中介效应占比依次为26.04%、21.89%、9.47%、12.43%。
5 启示
(1)建立健全农村数字化培育体系。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设置差异化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课程;借助短视频APP、农村电商等平台引流培训资源。
(2)实施差异化绿色转型策略。加大对根茎类蔬菜和中规模种植户政策扶持;完善设施蔬菜产业风险保障体系,丰富保险产品品类。
(3)疏通数字素养赋能设施蔬菜绿色转型的实现路径。依托数字平台强化预期效益和交易成本机制;构建设施蔬菜产业数字信息平台;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引导及监管政策,加大绿色农机、农资及技术的补贴力度。
参考文献
[1] 毛慧,刘树文,彭澎,等.数字推广与农户化肥减量-来自陕西省苹果主产区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3(2):66-80.
[2] 李全海,朱鹏,郑军.参与电商能否促进设施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基于山东省五市十一县的微观调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34(2):106-118.
[3] 肖剑,罗必良.小农的绿色发展转型:人力资本维度的考察-来自农民工回流农户的证据[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20-30.
[4] 李嘉雨,罗磊,傅新红.多维支持对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基于四川省562份水稻种植户的调研数据[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4,38(12):69-79.
[5] 王建华,周瑾.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内在动力-基于微观主体实践与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分析[J].农村经济,2022(12):67-77.
[6] 陈卫平,王笑丛.制度环境对农户生产绿色转型意愿的影响:新制度理论的视角[J].东岳论丛,2018,39(6):114-123.
[7] 杜凤君,郑军,赵晓颖.从“旁观”到“实施”:数字素养对农户低碳生产的影响-基于禀赋能力的中介效应[J].农村经济,2024(6):77-87.
[8] PIETOLAKS L,LANSINK A O.Farmer response to policies promoting organic farming technologies in Finland[J].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28(1):1-15.
[9] 朱俊峰,邓远远.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生成逻辑、困境与可行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22(3):84-89.
[10] 张童朝,颜廷武,何可,等.资本禀赋对农户绿色生产投资意愿的影响-以秸秆还田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8):78-89.
[11] SHARMA R,PESHIN R,SHANKAR U,et al.Impact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an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program in vegetable crops in the subtropical region of Jammu and Kashmir,India[J].Crop Protection,2015,67:191-199.
[12] LI L,HAN J L,ZHU Y C.Does farmland inflow improv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farmers in China?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J].Heliyon,2023,9:e13750.
[13] 赵昶,孔祥智,仇焕广.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有助于化肥减量吗-基于全国1274个家庭农场的计量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1(4):110-121.
[14] 郑纪刚,张日新,曾昉.农地流转对化肥投入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J].资源科学,2021(5):921-931.
[15] PAN D,KONG F B,ZHANG N,et al.Knowledge training and the change of fertilizer use intensity:Evidence from wheat farmers in China[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7,97:130-139.
[16] 刘同山,孔祥智,杨晓婷.“大小兼容”的农地连片经营如何实现-以江苏盐城亭湖区“小田并大田”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23(12):44-64.
[17] 张梦玲,陈昭玖,翁贞林,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化肥减量施用的影响研究-基于要素配置的调节效应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3(3):104-123.
[18] 张英楠,尹彦舒,张康洁,等.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否促进小麦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基于河南、山东、山西的农户调查证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33(6):172-181.
[19] 王翠翠,夏春萍,童庆蒙,等.电商参与促进农户绿色生产吗? -基于3省4县812户果农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5):132-143.
[20] 周静.农民合作社推动农户化肥减量使用的效果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5):116-128.
[21] 谭永风,陆迁,张淑霞.契约农业能否促进养殖户绿色生产转型[J].农业技术经济,2022(7):16-33.
[22] 蒋琳莉,黄好钦,何可.技术培训、经济补贴与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J].中国农村观察,2024(4):163-184.
[23] 杨福霞,郑欣.价值感知视角下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4):164-171.
[24] 李昊,曹辰,李林哲.绿色认知能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吗?-基于社会规范锁定效应的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36(9):18-25.
[25] 陈宏伟,穆月英.政策激励、价值感知与农户节水技术采纳行为-基于冀鲁豫1188个粮食种植户的实证[J].资源科学,2022,44(6):1196-1211.
[26] 李明月,陈凯.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的实证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0-19;173-174.
[27] 余威震,罗小锋,李容容,等.绿色认知视角下农户绿色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J].资源科学,2017,39(8):1573-1583.
[28] 王菲,孙淑惠,刘天军.数字经济发展推进了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吗-来自黄河流域地级市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3(9):122-143.
[29] 张鹏,李小红,吴雨.农户数字素养对化学农药减量使用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4(2):64-73.
[30] 马述忠,胡增玺.数字金融是否影响劳动力流动?-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J].经济学(季刊),2022,22(1):303-322.
[31] 朱秋博,朱晨,彭超,等.信息化能促进农户增收、缩小收入差距吗?[J].经济学(季刊),2022,22(1):237-256.
[32] 李红莉,张露,张俊飚.数字化赋能如何影响农户化肥减量[J/OL].农业技术经济,1-18[2025-02-16].https://doi.org/10.13246/j.cnki.jae.20241016.002.
[33] 孔晓乐,吴重阳,曹靖,等.干旱地区设施土壤和蔬菜重金属含量及人体健康风险-以白银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4,28(1):92-97.
[34] 武小龙,王涵.农民数字素养:框架体系、驱动效应及培育路径-一个胜任素质理论的分析视角[J].电子政务,2023(8):105-119.
[35] HAVRILOVA L H,TOPOLNIK Y V.Digital culture,digital literacy,digital competence as the modern education phenomena[J].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Learning Tools,2017,61(5):1-14.
[36] MARTIN A.Literacies for the digital age:Preview of part I[M]//MARTIN A,MADIGAND D.Digital Literacies for Learning.London:Facet,2006:3-25.
[37] 黄晓慧,聂凤英.数字化驱动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1):30-37.
[38] MARSHALL A.Principles of economics[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61,31(77):430-444.
[39] 陆镜名,仇焕广,苏柳方,等.数字能力能否促进牧户增收-来自典型牧区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3(12):85-105.
[40] KANSIME M K,ALAWYA,ALLEN C,et al.Effectiveness of mobile agri-advisory service extension model:Evidence from direct farm program in India[J].Wor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2019,13:25-33.
[41] WILLIAMSON O E.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9,22(2):233-261.
[42] 王常伟,顾海英.市场VS政府,什么力量影响了我国菜农农药用量的选择?[J].管理世界,2013(11):50-66;187-188.
[43] BENJAMIN R,WIGAND R.Electronic markets and virtual value chains on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J].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95,36(2):62-72.
[44] ZHAO Q,PAN Y,XIA X.Internet can help in the reduction of pesticide use by farmers: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021,28(2):2063-2073.
[45] 苏柯雨,罗必良.连片种植能促进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吗?-以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44-56.
[46] DI MAGGIO P,BONIKOWSKI B.Make money surfing the web?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earnings of us worker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8,73(2):227-250.
[47] DU S,LUO X,TANG L,et al.The effects of quality certification on agricultural low-carbon production behavior:Evidence from Chinese rice farm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2023,21(1):222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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