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心理学正处于分化过程之中，其中两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及人文心理学的分化，以及对心理学研究和服务成果的评价标准摆脱SCI的束缚。这背后深层的原因在于，若以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视角，人类的知识大致可分为可靠有用的知识和无用虚幻(伪科学)的知识，可靠知识又可进一步分为科学的知识和非科学的知识。心理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同时受到哲学和科学双重力量的牵引，促使心理学知识体系发展出了科学心理学和应用及人文心理学。但人们对于引自西方的心理学认识还不充分，忽略了应用及人文心理学的存在价值，一概冠之以“科学”的名分，并以“科学”之名对所有心理学给予SCI标准的评价。分化是一种裂变的开始，是一件好事，会促使我国心理学突破自设的限制，让心理学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既能探索未知的心理世界，也能为服务于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和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提供心理学的知识。
关键词科学与人文;基础心理学;应用及人文心理学;SCI评价;“破五唯”新标准
1引言
20世纪晚期，美国爆发过一场著名的“科学大战”，交战一方为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者，他们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认知方式”，科学家太过唯我独尊，缺乏对研究结果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为科学的捍卫者，他们认为上述批评不合逻辑且具有社会危险性(舍格斯特尔，2006)。这一论战虽然逐渐沉寂下来，但它至今仍然有力地影响着科学和社会与人文学科的发展。其实在这场论战之前，英国作家斯诺(1995)就曾敏感地指出，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
此次著名论战在中国除受到少数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者的关注外，在绝大多数具体研究领域中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我国心理学界也是如此，理论心理学界翻译了若干后现代和建构主义的著作和文章(高峰强，2001;杨英，郭永玉，2005;叶浩生，2004)，但较少联系这场论战来介绍后现代主义等人文学科的发展。因此，我国的心理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直由科学主义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凡谈及心理和心理学者，皆要冠之以“科学”的帽子。
心理学在2008年震后心理援助和2020年抗疫心理行动中，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可(李斌，2020;张侃，张建新，2009)。然而，人们在这十多年的心理学应用与发展过程中观察到，我国心理学出现了由原来的同一整体明显分化为不同分野的现象(张建新，2020)。比如，(1)以科学为样板的基础心理学不再一枝独秀，咨询心理学等应用与人文心理学的影响日益增加(刘正奎，刘悦，王日出，2017);(2)基础心理学主要采用SCI的科学标准进行成果评价，但人们呼吁对不同性质领域(如心理援助过程中的心理干预效果等)的研究和实践活动给予不同的评价标准(刘钢，2014);(3)群体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出不同于个体取向咨询心理学的特色和作用(辛自强，2020)等等。此分化现象的最新例证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筹备成立我国第一个临床与咨询心理学院，将咨询心理学置于与脑认知科学和其他传统心理学分支并行的地位。
心理学作为一门探究“人性”的科学，却通过探究“物性”的方法来界定自身的“科学性”，因此陷入学科同一性的分裂危机。其根源就在于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同时受到哲学和科学双重力量的牵引，导致心理学后来发展出人文取向和科学取向两种基本模式(舒跃育，2018)。但本文使用“分化”而非“分裂”一词来概述我国心理学出现的上述现象，原因在于在我国学者的共识中，科学与人文学科还远未分离，心理学还处于两者的混沌状态之中。只是因为灾难、疫情和国家治理等巨大的社会需求力量，才推动了心理学实践大步迈出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小圈子，迈向了与基础心理学强调发表论文的不同路途和方向。但这种现象上的分离不等于学者在认识论深层真正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做出了区隔，因此当下还不至于让人们出现“分裂”的危机感，比如，许多心理咨询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仍然坚持宣称自己所做的就是“科学心理学”。
所以，表面上的分离只是一种裂变开始时的“分化”，只有深层认知上做出的分离，才是一种根本性的分裂，才会出现学科同一性的动摇。本文尝试从科学哲学认识论视角对上述前两种分化现象做进一步的探讨。
2基础心理学和应用与人文心理学的分化
科学哲学认识论对现存人类知识进行了梳理。它认为，事实科学和形式科学、技术以及人文学科都是产生真正可靠知识的研究领域，这些知识总体上要么(逼近地)是真的、要么是有用(可靠)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虚幻的知识。因此，认识论首先要将可靠的知识与虚幻的知识(或称伪科学)区分开来，然后又在可靠的知识中划分出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见图1)。也就是说，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人类知识无非三类，科学的、非科学的及伪科学的，前两种知识为有用的知识，而后一种则为虚幻的知识(曼纳，2015)。本文主要探讨心理学中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区分。
在中国，心理学曾被普通民众等同于“算命”的，而后被看成是“看病”的。这样的群体认知明显地反映出上述三种知识相互混淆的情况:第一，民众不懂何为“科学”，因而也无法区分出“伪科学”知识。不少民众笃信算命，他们将心理学当成算命的知识，本意上并非要贬损心理学。第二，在震后心理援助和抗疫心理行动中心理知识普及后，民众的认识有所进步，大致将心理学又归属到有用的“看病”知识，而不是骗人的“算命”知识了。第三，多数中国民众都有将“科学”泛化的倾向，认为凡有用的知识都是科学的，而非科学的知识就是伪科学的。既然心理学是有用的，那它就一定是科学的知识。
从上述知识论角度讲，心理学行业内部的共识也是模糊的。一方面，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认为只有自己是科学心理学的正统，其他自称心理学家的人都是非科学的，而非科学的心理学与忽悠人的伪科学大概相差无几。另一方面，许多从事应用心理学实践的专业人士为了不被他人当成是伪科学的算命者，也非得将自己的专业冠之以“科学”的名义。总之，大家都没能充分认识到“非科学”知识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倾向于负面理解非科学的知识。
科学与非科学知识的区分标准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人们可按照逻辑标准和经验标准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知识(朱志方，2014)。逻辑标准包括:奥卡姆原则(简单性);自洽原则(无矛盾性);可否证原则(条件性，不能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经验标准则包括:有可被检验的预测(假设);已有被证实的预测(在某些条件下是成立的;可被重复论证);对于辨别数据真实与否有一定的标准(正常-异常;系统-随机)。从事基础心理学研究的学者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进行实验设计、实验控制和实验结果分析，并将其教授给自己的学生。因此，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创造的知识才是科学心理学的知识，凡没有经过上述标准考验的心理学知识都是非科学的。但这一标准只有在物理学、化学等“硬科学”领域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因此本文将“科学心理学”替换为大家日常所称的“基础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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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础心理学研究者们坚持这一标准的自信或许会因下述两个理由而打了折扣。首先，基础心理学所获得的知识尚未严格符合上述标准。如果以物理学为科学(“硬科学”)的范本的话，那么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只处于“软科学”的位置。例如，硬科学获得的因果关系较为明确，而软科学中不可控的变量较多，不易得出明确结论(张道民，1990)。对心理学而言，要获得像硬科学那样客观化的知识，采取实验方法是必由之路;可心理学却是以人的主观体验为研究对象的，它就没有办法脱离主观的因素。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冯特提出了“实验内省法”。然而，这个方法最终遭遇了心理学最早的可重复性危机(舒跃育，石莹波，袁彦，2019)。另外，在严格的实验控制条件下，自变量与观察心理变量之间也存在着不稳定的关系，这种可重复性危机在心理学史还曾多次发生过(胡传鹏，王非，过继成思，宋梦迪，隋洁，彭凯平，2016;刘佳，霍涌泉，陈文博，解诗薇，王静，2018)。另一方面，基础心理学在实验室条件下创造着各种“心理事实”，以便由此寻找出科学心理学的规律。但因实验条件控制得非常苛刻，其实验结果很多时候失去了在真实生活中存在的合理性，生态效度始终受到质疑，基础心理学将人的心理进行了切片化、心理与环境隔离化、心理事实人造化(Cole，Hood，&McDermott，1978)。
当下，大脑神经科学特别被认为是科学心理学的前沿和重大进步，心理现象终于可以还原为脑神经结构和联结之中的生理生化定律了。但神经科学的进展却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趋向，导致不少神经科学家开始怀疑心理学的科学性，他们认为心理学中许多最基础的概念都缺乏严格的界定，模糊不清的心理概念难以与其神经基础建立起对应的关系。因此，认知神经科学、行为神经科学应当摒弃心理学概念。神经科学家要做的不是寻找哪些神经活动与注意、记忆之类的心理学概念相关，而是应该从脑的结构、功能出发，重新定义应当如何描述行为(Buzsáki，2020)。反对者(Poeppel，2020)则强调，人们不应该从神经科学出发重建心理学，而是应该解决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之间的映射问题，也就是说要建立核心的心理学概念与核心的神经科学概念之间的联系。但这也毫无疑问地提示心理学自身的科学性还是一个仍在讨论之中的问题。例如，1988年美国心理科学协会(AssociationforPsychologicalScience，APS)从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APA)正式分离出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前者更强调心理学的科学本质，而后者则接纳了众多非严格科学主义的心理学分支。美国的心理学组织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这也等于向世界心理学界宣告，心理学的科学定位还是模糊不定的(赫根汉，2019)。
其次，并非只有科学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科学只是有用知识之一，技术知识、人文(包括宗教)知识等对于人类的进化和进步都曾经并正在和将继续发挥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斯诺，1995)。就人文学科(通俗称为“文史哲”)而言，它包括了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艺术与设计等，它们是今天许多其他学科、尤其社会科学产生的母体，具有根基深厚的历史纵深，它们更重智慧、而不是知识和定律。不同于科学需要回答“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人文学科是要回答“应如何”的问题，其根本目的在于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可以说，科学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体系，一切科学本质上都是一种“物学”;而人文学科则是建立在一定知识基础上的价值体系，一切人文学科实质上都是一种“人学”(吴国盛，2013)。虽然人文学科不能像技术知识那样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能为科学与技术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导向。
人文学科对于理解和发展心理学来说是必不可缺的，它是心理学的智慧根;它是讲逻辑、讲理性、讲良心和有价值的知识(科尔，2001)。人文学科的方法主要是概念的和解释学的，其方法如果不是客观性的，那至少也是主体间性的，其结论可以传达给他人并为他人所理解(曼纳，2015)。本文将并非严格遵循科学范式的那部分心理学统称为“人文心理学”。
心理学产生于对人进行思辨的哲学。人文心理学中的那些以助人为最终目标(如辅导、咨询、治疗等)的心理学理论，如心理动力学、认知-行为理论、存在-人本主义，后现代多元文化咨询与治疗等(担德列亚，2008)，无不是人文学科中关于人的重要理论派别，尽管它们的许多理念和假说并不能操作为“科学问题”，也并非是从某些公理演绎出来的，且不被主流心理学界认为是科学理论和知识，但这不并妨碍它们成为世界上从事助人行业的心理学工作者所遵循的实践指南，其价值体现在让受助者能够变得愉快、幸福、与己和谐、与人和谐，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当它们被用于帮助受助者时，它们所遵循的一套方法程序至少是同一文化下主体间的规范工具，体现出心理咨询与治疗技术服务的功用性。所以这部分的心理学本质上仍然属于人文学科知识的范畴。——论文作者：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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