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我国企业在扶贫领域的社会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 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进行数据处理。 选取碧桂园、 58 集团和温氏股份这 3 个企业， 通过开放性译码、 主轴译码和选择性译码流程， 界定了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扶贫创新的内涵， 构建出数字技术对企业扶贫创新的赋能机制模型， 提炼出以贫困人口多维需求为中心的产品创新、 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同创新和“链式合作与跨链重整”的行业扶贫创新 3 条扶贫创新路径。
关键词： 数字技术赋能; 企业社会创新; 扶贫创新路径
0 引言
2020 年我国贫困特征呈现出三大转变： 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 由农村贫困向城乡贫困并存转变， 由收入贫困向居住、 教育和医疗等多维贫困转变[1]。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扶贫工作焦点移向解决相对贫困， 扶贫工作形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
面对我国市场经济转型与减贫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我国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方式不断变化。 八七扶贫攻坚战期间， 企业主要通过对口帮扶、 慈善捐助、 援建工程等方式进行扶贫[2]。 大规模精准扶贫阶段， 企业通过产业链嵌入、 电商扶贫等多种方式扶贫[3-4]， 扶贫开发进入改进生态环境、 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5]。 企业不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量， 也是我国精准扶贫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 从拼多多的 “农产品上行计划”到字节跳动的 “山货上头条”， 涌现出了诸多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扶贫创新实践。 数字技术的兴起不仅颠覆企业传统商业模式， 还改变企业在社会领域的创新行为。 因而企业如何应用数字技术对扶贫方式进行创新， 既是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从市场层面解决相对贫困、 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
社会创新是指政府、 福利机构等多元主体面对社会需求或问题， 协同共创解决对策的社会性行动[6]。 近年来， 企业的社会创新研究成为新的关注点， 企业作为社会创新的主体开始被重视起来[7]。 但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企业社会创新的概念内涵界定和特征描述上[8-9]， 对于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将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机会， 企业实现社会创新的路径和内在过程鲜有学者探究。
数字技术的兴起引起了国内外管理学界的关注， 也为企业社会创新提供了新的方式和路径。国内诸多重要期刊都设置专栏来探讨数字技术对企业经营以及创新创业的影响。 但现有数字技术对企业社会创新的研究处于对其影响的描述和一般理论分析上[10-11]， 对于数字技术究竟对企业在扶贫领域社会创新产生什么影响， 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缺乏深入探究。
综上所述， 本文将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以 3个成功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扶贫创新的企业为样本，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 对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企业在扶贫领域的社会创新的 “黑箱”进行探究， 旨在回答“什么”和“如何”两个关键问题。
1 概念界定与相关文献回顾
1 1 数字技术及数字技术赋能的内涵界定
数字技术是指以大数据、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新技术[12]。 数字技术的关联性克服了时空限制， 使得创新活动由供应商、 客户和独立发明者等联合演变而来[13]。 数字技术的高度灵活性推动了各类行业与信息技术的嵌入融合，从而不断挖掘和满足潜在的组织或社会需求[14]。数字技术的可再编程性和可转移性， 丰富和拓展了其与实物组件的结合方式， 从而不断进行自我创新和融合创新， 形成颠覆性的技术变革[15]。
赋能， 原意是指授权给企业员工， 赋予他们更多额外的权力。 随着数字技术和行业互联网的兴起， 数字技术赋能逐渐成为一个热词， 被企业实践者大量使用。 目前， 学术界对数字技术赋能尚未给出明确统一的定义， 大多集中于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领域。 例如， 陈剑等深入分析了数字技术对企业需求预测、 产品设计、 供应链管理等运营关键环节的赋能[16]。 周文辉等从员工和顾客两大视角出发， 提出数字技术提高了员工和顾客的分析能力、 连接能力、 智力能力， 助力其快速响应动态的商业环境和业务需求[17]。
1 2 数字技术对企业社会创新影响研究
(1)企业社会创新。 Kanter 在彼得·德鲁克“社会创新”概念基础上， 明确提出 “企业社会创新”概念， 即“企业应该将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学习试验，以辨识未被满足的需要， 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开辟新的市场” [18]。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企业社会创新这一议题， 如 Canestrino 等提出企业社会创新是提供既满足消费者需求又迎合社会公民期望的新产品和服务[19]。 Mirvis 等指出企业社会创新是企业以创新的形式为社会问题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的战略投资[20]。 盛亚等提出将社会创新融入企业可持续发展中， 聚焦社会创新导向企业的研发对企业发展的影响[21]。
(2)数字技术对企业社会创新的影响。 社会创新与技术发展密不可分。 技术和技术进步已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创造新产品和服务， 从而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质量， 解决社会问题[22]。 例如， Adewoye 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扩大了社会创新的范围， 提高了社会方案的效率效力和可持续性， 为企业社会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持[23]。 Xu 等研究发现信息通信空技术的发展可加快社会创新， 使社会创新实践者更好地管理和转移知识， 引入新的产品及服务[24]。
受国家“脱贫攻坚战”政策的指引， 扶贫领域是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的主要领域之一。 例如， 邢小强等以互联网短视频公司为例， 探讨数字内容技术与数字联接技术对 BOP 人群进行短视频生产和消费的影响[25]。 又如， Jha 等以印度企业 eKutir为例， 详细阐述如何借助信息和通信技术平台，建立可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 帮助解决小农贫困等多方面问题[26]。 总体看， 现有关于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企业扶贫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从企业扶贫创新实践看， 已涌现出大量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扶贫领域社会创新的成功企业案例。 例如， 沪江教育通过共享自身丰富多元的网络教育资源，改善了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现状， 有效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 又如， 朗玛信息通过搭建医疗健康云平台， 实现多地多级专家实时互动， 解决偏远贫困地区群体“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2 研究设计
2 1 研究方法
首先， 本文探究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扶贫领域创新的作用机制， 探讨的是 “怎么样” 问题， 更适合案例研究方法[27]。 其次， 数字技术对企业扶贫领域的社会创新赋能鲜有成熟理论指导， 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有利于探索构建理论框架。 最后， 单个案例在探索搭建知识框架上缺乏力度[28]， 加之数字技术、 贫困需求等属于多维度概念， 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可以对不同维度概念进行细致描述和分析， 提升研究结论的效度与说服力。
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扶贫领域创新往往是从实践中形成， 因此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对案例资料进行分析处理。 扎根理论是 Glaser 等创设的一种将理论与经验、 抽象与具体相连起来的理论构建方法[29]。 根据探讨视角和理论基础的不同，扎根理论主要分为经典扎根、 程序化扎根、 构建型扎根和多样性扎根[30]。 由于程序化扎根理论适用范围最广， 且其指导方针与帮助容易学习， 所以， 本文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对案例企业进行分析， 提炼出概念范畴及其关联， 最终自下而上地建立理论。
2 2 案例选择
由于多案例研究采用的是目的抽样， 研究结果具有很大变异性， 因此选取的案例必须能深度、广泛和多层面反映研究现象。 本文案例企业的选取主要考虑下述 3 个方面： ①面向不同行业。 目前我国扶贫层次已从单一的收入脱贫向健康、 教育、就业等多维脱贫转变， 各个行业都已参与其中。 ②聚焦不同贫困群体。 老年人有健康需求， 下岗工人有就业需求， 儿童有教育需求等， 只有精准识别不同贫困群体的多维需求， 才能聚焦企业扶贫创新的方向。 ③采用多样化数字技术。 分析运用不同类型和特征的数字技术的企业， 能更全面地探究数字技术对企业扶贫创新的赋能机制。 此外， 考虑到企业资料及相关信息的可得性和可信性， 本文选取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碧桂园)、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58 集团)和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温氏股份)作为案例分析对象， 案例企业的基本情况见表 1。
2 3 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 Eisenhardt 提出的三角验证法， 多渠道收集企业数据资料， 以使证据间取长补短、 相辅相成。 本文的数据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来源： ①企业内部的档案资料， 包括企业年报、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精准扶贫进展临时报告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宣传资料等; ②公开的文献资料，包括权威媒体对碧桂园、 58 集团、 温氏股份的相关新闻报道、 公开发表的论文、 企业官方网站的信息以及《中国企业扶贫研究报告》等; ③研究组成员对碧乡平台、 58 同镇软件等产品的体验感想。
本文数据收集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①各研究人员通过公开渠道以及对 3 个公司的产品体验， 大致整理出 3 个公司的扶贫网络以及数字技术在公司的运用情况。 ②研究组成员开会分享交流， 对所收集的数据信息进行补充修正完善， 大致描绘出 3个公司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扶贫领域创新的模式。
3 数据编码与分析
本文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对数据资料进行解析、 译码和理论构建。 为了规避研究者主观偏见、 减少研究误差并提高理论敏感性，本研究组成译码小组， 小组成员首先独自进行概念、 范畴、 类属的译码， 然后共同研讨修改， 并及时整理研究内容， 以便为理论构建提供素材，同时反复比较分析新旧概念、 范畴、 类属译码，必要时重新收集整理数据资料。 译码分析主要包括 3 个程序化过程： ①开放性译码， 对整理后的案例资料进行概念化、 范畴化; ②主轴译码， 按照 “条件→行动/ 互动策略→结果”3 个维度， 识别出各范畴间的逻辑关系; ③选择性译码， 系统地考证范畴间的关联， 并补充完善尚未完备的范畴。最后对译码形成的概念、 范畴及其关联进行归纳整理聚集， 构建出企业数字化创新扶贫实现路径。
3 1 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是按照一定原则将大批原始资料进行逐级缩编， 用概念和范畴来刻画体现资料内容， 并将资料、 概念和范畴彻底打碎的过程[31]，主要分为定义现象和挖掘范畴两个阶段。 基于以上开放性译码流程， 本文最终整理得到现有网络平台、 与乡镇政府合作、 生产技能培训等 91 个初始概念， 开放性译码的几个示例， 见表 2。
由于本文重点在于探究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企业扶贫领域的社会创新， 因此， 经过审慎分析比较以及研究组成员一致同意， 最终从 91 个初始概念中去除了 12 个无关概念， 保留了 79 个概念并抽象归纳为数字交易平台、 政企合作、 技能培训等40 个初始范畴， 开放性译码中概念和范畴的对应关系见表 3。
3 2 主轴译码
主轴译码是对相对独立的开放性译码结果进行聚类分析， 分析出各个范畴在概念层次上的关系[32]。 例如， 通过开放性译码形成的教学方法培训、 优良师资共享、 教学内容改进等初始范畴，整合出在多媒体通信等数字技术支持下， 乡村学校可以利用企业教育网站引进多元课程内容， 乡村教师可以通过企业的在线培训活动完善自身教学方法， 乡村儿童可以通过企业教育 App 享受一流名师在线辅导， 从而最终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这一条轴线。 基于此分析， 教学方法培训、 优良师资共享、 教学内容改进成为主范畴——— “教育资源共享”的 3 个副范畴。 依据上述译码方法， 探索开放性译码形成的初始范畴间的各种可能关系， 并根据原始资料修正完善初始范畴， 最终抽象归纳出 13 个主范畴， 主轴译码结果见表 4。
3 3 选择性译码
选择性译码是识别核心范畴， 将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系统关联， 同时将未发展完善的范畴补充齐全的过程[33]。 结合原始资料对 13 个主范畴进行分析发现， “贫困群体” “多维需求” 指引企业进行扶贫领域创新， 可归纳为 “扶贫领域的社会需求” “数字平台技术” “数字分析技术” “数字连接技术” “数字监控技术”是企业进行扶贫领域创新的基础技术， 可归纳为“数字技术” “多元主体合作”反映出数字技术赋能多元主体嵌入扶贫网络， 可归纳为“扶贫关系网络拓宽” “就业信息拓宽” “市场知识完善” “教育资源共享”反映出数字技术助力贫困群体综合素质提升， 可归纳为 “扶贫知识网络完善” “多维贫困需求响应” “扶贫产品数字化共创” “行业扶贫生态圈构建”展示了企业扶贫领域创新的最终效果， 可抽象为 “数字赋能结果”， 最终将13 个主范畴归纳抽象为 5 个核心范畴。 通过梳理分析核心范畴间的逻辑关系， 发掘出核心范畴所描绘的故事线： 碧桂园、 58 集团、 温氏股份 3 个企业利用不同种类的数字技术， 精准识别贫困群体及其多维需求， 同时通过多媒体通信、 远程监控、 智能匹配等数字技术拓宽扶贫关系网络， 完善扶贫知识体系， 最终实现贫困群体多维需求响应、 扶贫产品数字化共创和行业扶贫生态圈构建。企业扶贫领域创新的译码结果与核心范畴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4 模型阐述与研究发现
4 1 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扶贫创新的内涵
数字技术赋能是借助大数据、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收集、 调控、 整合各项资源， 实现个体、企业、 行业之间利益最大化。
(1)从贫困个体层面看， 数字技术的应用可广泛连接农民工、 老人、 妇女等贫困群体， 精准聚焦就业、 健康、 安全等需求， 助力企业探索以贫困多维需求为中心的产品创新。 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使点对点的沟通成为现实， 也打破了企业与个体间的利益对立关系， 企业借助数字化辅助工具收集分析不同群体的需求以提供价低质优的产品与服务， 贫困个体借助数字化平台表达其多维需求， 为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提供改进和创新意见。
(2)从企业层面看， 数字技术的应用可加强其与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 福利机构等扶贫多主体共享知识， 协同共创数字化扶贫产品。 作为社会性组织， 企业与其他组织机构有盘根错节的关联，但地理环境的限制削弱了企业社会价值的创造，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这一局限性， 通过与其他组织机构共享知识和信息， 企业不断改进其产品或服务以适应贫困个体需求、 拓宽市场份额、提高自身生存能力。
(3)从行业层面看， 数字技术的应用既可促进行业上下游企业的内部整合， 又可增进企业与数字行业间的跨界合作， 助力企业构建行业扶贫生态圈。 互联网平台、 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促使产品研发、 生产、 营销等各个环节透明化， 打破了信息不对称局面， 最终实现低成本化、 高价值化、 智能行业化。 此外， 高频率数据交互推动企业向数字化方向发展， 企业利用网络平台等数字技术收集分析用户数据， 以提供高满意度的产品或服务， 扩展其影响力， 最终推动整个行业的数字化。
4 2 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扶贫创新的作用路径阐述
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拓展扶贫关系网络， 完善扶贫知识体系， 实现多维贫困需求精准识别并及时响应、 扶贫产品多主体协作共创以及行业扶贫生态圈重塑。 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扶贫创新的作用路径如图 2 所示。
(1)贫困人口为中心的产品创新路径以实现对多维贫困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响应。 多种致贫因素导致了不同类别的贫困群体， 如电商知识匮乏导致个体收入低迷; 教育资源短缺导致个体成长能力不足; 地域环境闭塞导致个体发展机会匮乏等，每类贫困群体都有各自的脱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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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群体的需求为企业扶贫创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向， 而数字技术为企业多维精准扶贫赋予了新动力。 针对有资源低收入群体的经济需求， 企业通过整合电商网络平台、 拓宽线上销售渠道进行电商扶贫。 例如 58 集团利用旗下 58 部落平台优势，将贫困户滞销产品直接与消费者链接， 引导更多个体投入扶贫帮困行动， 扩大企业扶贫覆盖面。 针对贫困儿童的教育需求， 企业借助多媒体通信技术共享线上教学资源， 优化贫困地区教学质量。 譬如碧桂园通过旗下博实乐教育集团， 助力贫困地区学校远程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提升其教学品质。
仔细倾听客户要求， 开发出满足甚至超出用户要求的产品是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有力保障[34]。 因此， 准确识别贫困群体脱贫需求， 开发出迎合其需求的扶贫产品是企业在扶贫领域社会创新的重要体现。
(2)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同创新路径以共创扶贫数字化产品。 借助数字技术， 企业可以快速便捷地拓展其扶贫关系网络， 完善其扶贫知识体系， 紧密联合政府、 福利机构、 社区等扶贫主体， 共同应对贫困群体的多维需求， 协作共创扶贫新产品。
运用数字连接技术， 企业可以快速联接其他扶贫主体， 拓展自身扶贫关系网络。 比如 58 集团通过与益阳市政府合作， 运用企业先进成熟的互联网通信技术， 结合益阳市政府基层嵌入性关系网络优势， 联合打造出 “益村”移动 APP， 打破贫困地区信息壁垒， 扶助贫困户稳定脱贫。 运用数字平台技术， 企业能够与其他扶贫主体传输和共享扶贫知识。 譬如碧桂园联合旗下子公司与合作单位， 共享岗位技能知识， 扩大失业群体就业培训覆盖面， 帮助贫困者实现就业增收。
社会网络与企业资源获取、 创新发展休戚相关。 通过积极与各类扶贫主体合作， 企业可获得更多创新资源， 从而不断改进和创新现有产品，提高其扶贫创新力度及覆盖面。
(3) “链式合作与跨链重整” 的行业扶贫创新路径以实现行业扶贫生态圈重塑。 从行业内部看，借助大数据等数字技术， 企业能全面获取产品价格、 库存等信息， 更高效便利地开展上下游行业链合作。 例如温氏股份通过与供应商、 零售商等合作， 整合肉类食品行业链， 探索构建肉类食品发展生态圈。
从行业间看， 借助各类龙头企业构建的行业数字化平台， 企业可以快速对接其他行业企业需求和资源， 以进行 “跨界合作”与 “跨链重组”。 例如， 温氏股份通过与科技企业合作， 制造出首条养猪设备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 提高了贫困户畜牧养殖的效率和质量， 形成了行业规模效应。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多案例研究的扎根译码分析， 选取碧桂园、 58 集团和温氏股份作为研究样本， 归纳提炼出数字技术对企业扶贫创新赋能的内在机理模型， 即多维贫困群体、 群体差异化需求为企业扶贫创新提供了方向， 响应并满足贫困群体多维需求构成了企业扶贫创新的目标和效果， 而多媒体信息技术、 智能识别技术、 设备互联技术等数字技术为企业扶贫创新赋予了全新的能量。 同时，本文还提出了数字技术对企业扶贫创新的赋能路径， 一是以贫困人口多维需求为中心的产品创新;二是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同创新; 三是“链式合作与跨链重整”的行业扶贫创新。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进一步拓展了企业社会创新的相关研究。 以扶贫领域为切入点， 明确企业在扶贫领域创新的具体内涵， 探究 企 业 在 扶 贫 领 域 创 新 的 方 式 及 路 径。 ②推动了数字技术与社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阐明了数字技术对企业社会创新的赋能内在机理， 归纳提炼了数字技术对企业扶贫创新的赋能路径。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 基于数字技术兴起和党中央大力呼吁企业参与扶贫的时代背景， 运用多案例研究法， 采用扎根编码技术对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扶贫创新的路径进行探索， 为我国企业在扶贫领域的创新实践提供新思路。
虽然， 本文对企业数字技术赋能扶贫创新路径展开了详细探究， 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样本覆盖面有限。 尽管本文选取了 3 个企业进行分析， 但样本企业大多规模较大， 拥有一定的技术资金实力支撑， 因而归纳的扶贫创新路径并不适用所有规模企业。 二是机理模型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本文运用编码技术对案例企业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归纳， 尽管设立译码小组背对背分析资料， 但译码过程仍存在较大的主观性， 后续可以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与完善。——论文作者：余菲菲， 杜红艳， 曹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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